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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新加坡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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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美贸易战 “你来我往”但仍意犹未尽,双方2019年的“战事”预计将从春节过后拉开序幕。倘若两国间的贸易战全面展开,对于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新加坡来说,也许将面临比2018年更严峻的挑战。为了全面了解事态发展对新加坡的影响,《时代财智》记者近日走访了多位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外籍学者,从东西方人的不同视角解读中美贸易战与新加坡的关联。

文:张俊

去年底,中美两国首脑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商定,将在接下来的90天内就知识产权保护、强迫性技术转移、非关税壁垒、网络侵入及盗窃等结构性问题继续谈判。倘若90天后,也就是今年三月一日,无法达成共识,美国威胁将把针对价值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从目前的10%升至25%。回首去年中美贸易战的进程,无论美国如何出招,中国都会立即做出奉陪到底的姿态,并推出“以牙还牙”的措施。然而,面对美国2000亿美元的征税计划,中国无法找到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因为2017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商品总额只有1300亿美元。中国于是便在深思熟虑之后推出了600亿反制额度,但再下一步怎么走却尚未知矣。

 

新加坡政府: 我们将遭受三重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新加坡2017年的贸易占GDP比重在300%以上,中美贸易战如果升级,媒体预计新加坡经济损失可高达220亿元。贸工部长陈振声指出,中美贸易战对新加坡将会有直接关税、间接供应链,以及对全球经济环境的三重影响。

首先,美国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削弱本地电子业和一般制造业者的竞争力。然而,由于新加坡对美国出口的此类产品,仅占国内总出口的千分之一,直接关税对我国整体经济影响不会很大。

其次,各国之间相互征收的关税,将对新加坡在内的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虽然这些关税对新加坡出口没有直接影响,但有不少本地制造商向中国供应中间产品,加工为成品从中国再出口到美国。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受阻,这些中间产品的需求也将随之减少。就目前来看,美中双边贸易对新加坡经济的间接贡献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1%。根据英国资产管理企业施罗德(Schroders)发布的报告,新加坡在受贸易战影响的10大市场中排第三位,位于台湾和马来西亚之后。

但政府认为,间接供应链影响也会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美贸易战可能会促使中美贸易商转向亚细安市场进口产品,新加坡凭借其优秀的投资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资者的亲睐。

从全球来看,随着贸易冲突升级,全球商业和消费者信心可能会下跌,市场流动性也可能会收紧。因此,贸易战会打击全球消费和投资活动,严重影响新加坡的开放经济。不少专家表示贸易战第一阶段所涉及的500亿美元(约670亿新元)商品对其关税影响及其有限,但第二阶段涉及2000亿美元商品对市场的冲击会大得多,并会影响到市场信心。贸易战如果继续升级,将影响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以及与制造和出口相关的领域,如交通与运输行业。其它方面,贸易战可能继续推高新币兑人民币的汇率,股市也有下滑可能。

亚历.卡普里:贸易战将使新加坡左右为难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NUS Business School)客座高级研究员亚历.卡普里(Alex Capri),曾担任毕马威 (KPMG)合伙人以及普华永道 (PwC)世贸管理部主任等多个重要岗位,对中国、亚洲及国际事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贸易战将凸显新加坡在投资环境方面的诸多优势,但倘若贸易战全面展开,新加坡或将面临在中美两国中选边的尴尬。

卡普里认为,由于商业成本上升以及国内需求无法满足,一部分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可能会选择移出中国,而新加坡将是一个可以理想的投资地。新加坡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创新中心,而且以守法,稳定,管理有序著称。新加坡聚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会计、法律、工程等领域的专业服务公司,它们会为企业提供各种业务,例如设计供应链、建立商业模式以及规划厂房。最近,英国科技公司戴森 (Dyson)宣布将在新加坡设立首个电动车工厂,最终成品预计在工厂落成一年后的2021年面市。

卡普里表示,从制造业来看,中国是生产链的最终一环,而东南亚为中国提供了许多中间环节,因此倘若中国的制造业和总装企业移出中国的话,新加坡和东南亚必将是理想的选择。

事实上,很多中国企业想成为全球企业。但是国有企业有太多自身的问题,比如政府的参与过多、透明度不够、数据的安全隐患等等,他们的管理水平和真正的跨国企业相差甚远,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发展都很难一时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企业。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小企业到新加坡来发展的前景会更加广阔,同时,那些大型平台服务企业,如百度、腾讯、阿里、新加坡也会是一个更好的投资舞台。随着中国企业的搬入也能让更多新加坡企业投资、合办、参与更多项目。

新加坡是一个自由市场,和很多国家有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严格的数据本地化限制(data localisation rule), 所以企业没有义务把大数据和本地服务器相连。新加坡对于网络安全相关的规定是有的,但一般都能被当地个人和组织所接受。

不利因素方面,卡普里认为新加坡一直以来都秉承中立的原则,  不愿意从美国或者中国中选边站,但贸易战让新加坡左右为难。如果中国一带一路 (Belt & Road)项目发展得好,中国科技企业在新加坡开办业务,这势必会得到新加坡的支持,很多新加坡的建筑、工程、银行企业便会参与其中。

“然而,一旦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制裁和禁运,这些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会受到影响,同时还会牵涉到新加坡和一大批外国企业,这个效应和前不久的中兴(ZTE)事件如出一辙,” 卡普里表示当中兴去年在美国被制裁的时候,许多美国企业也被牵连,因为中兴手机的30%部件其实都来自于美国企业。

另外,很多中国企业的科技研发资金都来自外国企业,人才资源也会关联,倘若美国宣布制裁或禁运,也就标志着不能和某些个人做生意因为他们上了黑名单,不能把技术卖给一些公司,所有产业相关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卡普里表示贸易战会威胁到新加坡的整个企业生态链的发展,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出口制裁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将其引爆的话,消灭了对手之外,同时也消灭了产业链相关的所有企业。”

卡普里认为像出口限制和制裁禁运那样的非关税壁垒制造的麻烦比关税更大,让已经或者今后会从中国搬到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无人车、5G通讯系统等各类科技公司受到影响。

李文龙:我看不到大规模中国企业外迁

李文龙博士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东亚宏观经济监测组织(AMRO)的高级经济学家,他长期负责中国经济与亚太经济监测工作,之前曾被中国人民银行以特别任命身份派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他认为,从大的方面看,在当前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一些模型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因此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新加坡的GDP增速可能因此下降0.5个百分点。如果贸易战加剧,中国与新加坡受到的影响还会增加。新加坡受到冲击的途径主要分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放缓导致从新加坡的进口需求下降。二是中国对美贸易下降,通过全球制造链途径,导致新加坡经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

至于中国企业搬迁到新加坡的问题,李文龙表示:“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看不到大规模的企业外迁现象。”

他认为中国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链,某个或某些企业从中国转出,必须要考虑到上下游配套的完善及当地环境的适应问题。目前中国政府还在加大开放的力度,并助力提升营商环境,这些也是支撑及留住企业在中国继续投资的有利因素。

他表示,如果一些企业本来就有在东南亚布局的打算,如利用当地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及开发当地的市场,贸易战可能会加快这些企业的转移,但这部分的企业数量是比较有限的。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消费在中国国内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且增长很快,五年后,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约将升至60%,约为11万亿美元。对于如此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国企业都会加大力度在中国扩展市场份额。

另外,贸易战的向后发展趋势还会缓和下来,如果企业跟随短期的贸易关系波动而进行较大的调整,对其成本也会有增加,收益则存在不确定性。一旦贸易战缓和,之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被动情况。

李文龙表示,对于那些与中国公司有着密切业务往来的新加坡企业,一旦中国企业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新加坡的企业也会受到波及。这其中可能包括电信及高端制造业。因为这些行业的中国企业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

但从另外一方面看,新加坡的企业在中美贸易战中还会面临新的机会。这是因为,中国企业会更多与一些非美国公司加强合作,尤其是在上下游产业方面,这些为新加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机会。全球化必将还会是当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主流方向,新加坡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有较大的受益。只要中国企业坚持全球化以及合作的思路,新加坡的企业还是有更多的机会。

中国现在对发展人工智能及高科技产业高度重视,除了中国自身的技术有长足快速发展外,中国也非常欢迎国外,尤其是一些先进国家的企业来中国,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新加坡有很多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会有市场前景。

经过三年磋商,新加坡与中国去年底签订了升级版自贸协定(China-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简称CSFTA),这使新加坡企业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市场的准入会获得改善,投资保护也会得到强化。同时,协定也涵盖电子商务等新领域。

新加坡政府认为,升级版的中新自贸协定将给予新加坡企业更多机会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并在投资时得到更大的确定性。中新自贸协定早在2009年1月就生效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底访问新加坡后,双方便启动了升级协定的谈判。2017年,新中双边贸易总额达1371亿新元。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则从2013年起,连续五年成为中国的最大外资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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