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是新加坡和中国友好关系的标志领域。今年4月4日，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ZIBS)宣布其首个海外中心即新加坡中心正式成立，同时，还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分析与运营学院(IORA)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展联合学位课程、高端人才培训课程（EDP），并成立供应链管理与供应链金融联合实验室。浙大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教授在接受《时代财智》专访中表示，新加坡中心的成立时疫情后发展新中教育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同时，他也分享了有关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应对策略。
时代财智 : 浙大国际联合商学院最近成立了新加坡中心，并与新加坡国大商业分析与运营学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请问ZIBS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强与新加坡合作？
贲圣林：作为ZIBS的首个海外中心，新加坡中心是ZIBS生态在全球舞台拓展的重要桥头堡，也希望它能成为中国与新加坡乃至东盟在政产学研领域交流融合的桥梁。同时，作为一所科创型国际化商学院，ZIBS未来也将重点围绕人才培养和科研项目开展多方探索。ZIBS新加坡中心的成立是我们践行主动拥抱世界的重要举措，期待ZIBS生态与东盟国家探索更多的政产学研交流合作机会。
当今时代，金融科技、大数据分析、供应链等相关前沿技术已经成为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数字经济为例，它在降本增效、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高校力量，ZIBS的生态机构也在相关领域开展积极探索，如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浙江数字金融科技联合会、海商学堂、以及ZIBS创新创业中心的各类孵化项目……未来，我们也期待在相关领域主动学习、借鉴新加坡先进经验的同时，分享来自中国的优秀实践案例和经验。
时代财智 : 新加坡中心成立后，您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
贲圣林：中心成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把两边的师生交流、科研合作项目真正的推动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服务好中国与新加坡的政产学研，成为一个交流一体化的平台。
浙江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友谊源远流长，近20年来，两所高校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ZIBS也于2021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数字金融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先后建立合作关系。
此次ZIBS与新加坡国立大学IORA学院签署MOU无疑是对过往合作友谊积极延伸。未来，双方将围绕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师资交流、联合课程等方面拓展合作，同时也期待此举能够成为浙大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新起点。
从新加坡展望全球分化中的金融、供应链及相关产业
时代财智 : 着眼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从ZIBS及其开展的国际合作来看，您认为教育对于新中关系的发展有何特殊意义？
贲圣林：在当今充满挑战的全球形势之下，作为一所来自中国的科创型国际化商学院，ZIBS希望通过新加坡中心的成立，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机构的独特优势，在培养复合型国际化多元人才的同时，深入推进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
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化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纽带，我们希望借助ZIBS新加坡中心的成立，广泛汇聚东盟的产学研资源和力量，拓展交流合作机遇，为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中国高校优质经验分享。
中新两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有着友好传统和深厚积淀，本次ZIBS新加坡中心的成立将深入“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在高校领域的新型实践。进一步推进中新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同时，提升两国人才培养的优质化、科技能力的创新化、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为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相信此次合作将助力创造丰硕成果，更好地为两国的发展培养多元化人才、搭建沟通桥梁。
时代财智 : 中国经济对外全面打开后，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贲圣林：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外部世界还以为中国没打开，其实我们已经真正恢复正常了。我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去了泰国，所以这次实际上是我疫情后第二次到海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已经完全准备好欢迎外面的朋友和找时间去中国一起探讨各方面的合作。China is ready for business.
还有一点，我想主要就是要恢复信心，恢复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对中国供应商的信心，也同时恢复我们很多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明白中国的供应链是有韧性的，也是可靠的。同时，在全球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产业需要做一些部分的外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供应链不受影响是我们业界和政府挺关心的一件事情。
时代财智 : 您刚才提到了供应链，针对不同商品，供应链恢复的关键是什么？
贲圣林：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像中小企业做的一些跟消费品相关的商品，因为往往可以通过电商供应链来实现，其实还是非常成熟的；现在的反而是有一些相对高技术的产品，因为牵涉到各种国际规则，生产的流程相对较长，再加上本身潜在的一些进出口许可问题，可能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
中美所谓的脱钩，其实也不是今天一天发生的，只不过过去这三年的疫情让脱钩的概念愈加被提上台面来。但是我觉得中西方之间的全球化的合作，针对不同的产业，其实已经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中国和西方其实并没有完全脱钩，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比方说像全球化，可能就不一定是那种完全为了效率的全球化，而是可能变成了另外一个形式，可能是区域性的全球化，像我们最近一年多已经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缩写为RCEP）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它的供应链其实更加顺畅，所以从这个意见来讲，我对未来市场充满信心。
时代财智 : 说到中美脱钩，最近抖音的新加坡籍总裁周受资在美国国会受到“拷问”，不知您对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境况如何看待？
贲圣林：我想中国首先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像这次周先生在美国国会的应对，我个人作为一个老师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都觉得应该给他的表现几乎打满分。我觉得周受资表明了自己的一些立场，也了解了美国公众或者美国的政治商界对他以及抖音的一些潜在的疑问和担心。面对各种发问，他都提到了公司如何想方设法服务美国社会，服务美国公众。
贲圣林简介：
贲圣林博士, 出生于1966年江苏泰兴，1987年清华大学工程学本科毕业，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94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现任浙江大学教授，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和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建设银行外部监事。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全国工商联国际委员会委员，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浙江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联合主席，广东金融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和《中国金融学》执行主编以及青岛啤酒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