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预计，亚太地区高净值人士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持有的财富总量预计今后7年内将翻番，即到2025年，从目前的21.6万亿美元增长到42万亿美元。恰逢新加坡银行（Bank of Singapore）成立十周年，《时代财智》就财富管理、中美贸易战及数字革命等话题采访了新加坡银行首席执行官博林（Bahren Shaari）先生，与这位拥有30年银行工作经验的资深高管畅谈私人银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文：张俊 摄影：植永恒
1. 在数字科技的大趋势下，私人银行的业务特点什么？
私人银行首先对客户资产有一定要求，比如，我们银行的客户至少需要有500万美元可支配资产。再者，私人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具有延续性，可能和一个家族的几代人接连产生投资、继承等业务关系。过去，银行和客户之间有一大堆文件需要签署，现在，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发展，银行可以将一部分程序交给机器解决，同时腾出时间为客户提供更多服务，比如如何做投资，如何实现企业增长，如何资产重组以及如何把财富用于下一代。
2. 与在入驻新加坡的诸多外国银行相比，您认为新加坡银行的优势是什么？
新加坡银行主要有四项优势。首先，因为我们隶属于拥有80多年历史的华侨银行 (OCBC Bank), 所以能依托母行带给客户更多服务，比如房贷、投资商业地产、金融贸易等多种业务。
第二，我们虽然属于华侨银行，但依然保持相对独立，两者分工明确。我们的客户都是高净值的高端客户，他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一小部分来自新加坡本土，更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中东地区。其中，包括不少从四、五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老客户。作为一家全球企业，我们了解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以严格的规范、数据管理、资产管理体系以及整个专业团队作为服务质量的保障。
第三，我们位于全球金融中心新加坡，不少客户希望他们的资产能分布在全球各地，因此，我们自然是他们的首选。
最后，我们的总部在新加坡，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政策、业务流程、产品都是在新加坡制定的。如果客户有任何问题，他们能非常方便地找到我们。
3. 随着越来越多家族财富办公室 （family office）的兴起，您是否认为私人银行的市场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不这么认为。家族财富办公室的差异性很大，有的只有一个人，而有的员工数则能达到成百上千。其实，家族办公室也需要一个理想的投资结构，并且需要依靠与银行合作制定出理财方案、资产管理方式、以及个性化产品。况且，我们具备一些优势业务，比如我们能够顺畅地与贝莱德（BlackRock）等专业投资机构取得联系。
4. 您觉得新加坡银行在大数据采集和处理方面具备哪些优势？
相对于数据采集，数据的管理分析更为重要。
以中国为例，私人银行的发展仍在起步阶段。在新加坡，我们可以将数据的采集和管理分析结合得更好。我并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数据管理分析的技能，事实上，中国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数据处理能力，这些数据大都来自于中国市场、商界、客户以及他们的消费行为。但我们的数据信息来自我们的全球客户。我们因此掌握许多特定信息，细化到哪些客户特别喜欢做生意，哪些客户比较保守。由此来看，数据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需要与强大的数据管理分析系统配合使用。
举个例子，我们用同样一套大数据和相等的时间，但选择不同的起始数据来训练两个赛车机器人：一个用“飚车型”数据，另一个用“稳健型”数据，它们最终在赛场上的表现可能会大相径庭。
私人银行业也是一样，我们依靠世界金融中心的优势，拥有类似于训练赛车机器人那般精准的数据管理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针对性服务。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不仅知道某位客户来自于印尼，还知道他的服饰喜好、投资取向以及经商理念，我们便能更明确的让客户了解感兴趣的内容了。
以前，我们如果要发布一个新的理财产品，往往会先发一封邮件给银行的客户经理，然后让他们想办法联系合适的客户，但银行的客户经理对客户的喜好往往十分有限。
现在，我们能够通过客户浏览的不同网站，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然后直接将合适的产品介绍给我们的客户。目前，我们一位银行的客户经理要接待40个左右高净值客户或者更多，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分担人力劳动，银行的客户经理将有能力接待更多客户，却不至于每天加班。
5. 数据是重要的商业讯息，银行从高净值客户取得数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对私人银行业务来说，面对面交流还是非常重要。有经验的银行客户经理会想方设法和客户见面攀谈，而不仅仅依赖电话咨询。对于客户的隐私，比如家里有几个孩子，如何分配财产，会投多少分财产到慈善事业等敏感问题，就更该通过面谈获得了。要取得客户的信任是一门艺术，必须从实战中积累经验，单单靠为客户发放电子生日贺卡是远远不够的。
6. 新加坡银行是否受益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如果我们的客户提出要求希望去中国、印尼、菲律宾，或者其它“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我们可以通过华侨银行为客户提供开户便利，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并对合作伙伴的资质严格把关。
7. 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对新加坡和新加坡银行产生的影响？
我认为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抬头。我不清楚人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适应这样的新环境。
新加坡是个小国，我们的态度是中立的，不会选边站，我们愿意为各国谈判提供一个场所。
我不认为新加坡银行会如何受益于这场贸易争端，这也是我们一贯的处世哲学。
银行业绩方面，即使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我们在过去的2018年依然发展势头强劲。截止2018年9月底，我们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050亿美元，比2017同期增长了11%。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市场的下行风险，但我们对2019年仍然保持总体乐观。
8. 您和新加坡银行对2019年有何期待？
我的个人目标和公司目标是一致的。
新加坡银行是个年轻的银行，2019年将进入第10年。我们没有太多需要传承的规章制度，轻装上阵，这也促成了一个转型发展，优化商业模式的好时机。
虽然已经在转型当中，但我们想做得更好。不久前，我有幸参观了中国的平安集团专为高端客户开创的，颠覆性的纯数字化服务平台。这让我想到，若要让客户服务更上一层楼，我们的改革就需要进入到平台、技术、领导层、商业模式等方方面面。商业模式是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客户为什么要选择我们？是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想法、客户关系、或者准入制度呢？
博林简介
博林先生于2015年2月1日出任新加坡银行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曾经担任本行东南亚高级董事总经理及环球市场部主管。他在银行业拥有超过30年经验，也是新加坡私人银行业小组(PBIG)执行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负责为财富管理行业制订私人银行业资格标准。2016年，博林荣获新加坡银行金融研究所(IBF)授予的杰出学者称号，以肯定他对金融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及杰出的领导才能。
在加盟新加坡银行前，博林先生担任瑞银财富管理部董事总经理，负责管理东南亚及澳大利亚市场业务。
同时，博林先生还是总统顾问理事会的候补成员。自2012年4月以来，他担任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由2000年至2012年，博林先生出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董事。他在2008年获新加坡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并在2018年获颁发公共服务星章。
博林先生在1962年出生，已婚，育有三名子女。他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持有会计学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