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每年春节大年初二，家族观念深重的黄裕顺都会在自己的独立式洋房摆设自助餐，招待到家中拜年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也包括弟弟、侄儿、侄女、外甥等。新年的喜气、家人的欢聚，让他倍感欣慰。但在他内心，却有一道深深的裂痕，远非眼前的和乐气氛所能掩盖，因为那是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痛。
曾经是最大的本土化工巨子乐意集团（Dovechem Group）执行主席兼总裁的黄裕顺，在商业高峰期所控管的是年营业额超过5亿元的商业王国，旗下有30多家子公司，业务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大陆、香港等地，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
文：郑英豪 宋娓 摄影：蔡清福
大年初八的早上，黄裕顺（Ng Joo Soon）在乐意集团办公室里接受了《时代财智》的采访。热爱和平，与人为善，如清晨和煦的阳光，布满在这位刚逾八十的长者脸上。追溯往事，他依然难以释怀，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不争的人。出现这种家庭纠纷，实在非常痛心。”
他指出，经历这个变故之后，他已经无法走回头路了。而黄裕顺经历的，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内讧夺权的故事。
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由黄裕顺一手创办，业务涵盖化工产品、化工产品贸易、铁桶制造、仓储码头、房地产、高尔夫球度假村、工业园区、高科技产品的乐意集团，于1996年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上市前后，正是它的巅峰时期。但1997年卷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将它推向悬崖。
集团的逆转或许是因金融风暴而起，但作为这家集团的创办人和灵魂人物，黄裕顺打从心底明白，金融风暴并不是集团分崩离析的根源，因为集团有足够的能力偿还债务。他指出，集团迅速衰败的真正原因是兄弟离心，叔侄反目，而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视为心腹、最为器重的侄儿黄奕彪（Andrew Ng Iet Pew）。
黄裕顺认为，这个侄儿很久以前就已经处心积虑要坐上集团的第一把交椅，所以筹划已久，只是乘金融风暴之便而让阴谋毕露无遗而已。
堪称讽刺的是，黄奕彪留学加拿大的全部费用，以及另一侄儿黄奕牙（Anta Ng Gek Nga）留学澳洲的全部费用，都是由黄裕顺全力支付。
当金融风暴发生时，乐意集团在新加坡和印尼两地都欠下大笔银行贷款。当时区域商家倒闭之风弥天盖地，连银行的高管都在私下告诉他，欠款大可不还，只要申报破产清盘，进入司法管理即可。但从来都将商业信誉放在第一位的黄裕顺，却向银行保证绝不赖帐。只要求给予一点时间，他都会一一解决。
当时集团的主要资金都在印尼。他首先还清集团在印尼两家银行所欠的7000万美元贷款，然后吩咐在印尼的黄奕彪，将印尼公司的存款汇回新加坡，以解决集团在本地的银行贷款。没想到黄奕彪竟然不理不睬。这时，他才察觉到事态严重。
被逼减低持股比例
在背负沉重压力之下，黄裕顺的身体出现状况，于是他把在美国的长子黄奕豪（Ng Ik Hau）召回新加坡，以便帮他处理债务问题。一方面，他向新加坡的银行承诺还款；另一方面，他低价变卖一个投资项目，抽回600万元的资金，又陆续卖出上市公司的股票。经他儿子安排，通过安永公司与相关借贷银行谈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直到2004年终于悉数还清7000万元的贷款，挽回了公司绝对诚信的金字招牌。但乐意集团也从此下市（delisting），回复私营企业的性质。
在同银行谈判期间，银行要求集团的其他股东提供私人担保，黄裕顺不得不找他的两个弟弟黄裕益（Ng Ju Aik@Ng Ju Goh）和黄裕典（Ng Ju Lak@Ng Joo Tian），以及两个侄儿黄奕彪和黄奕牙商讨，因为他们是集团的股东。于是，这四人便乘机要求他将股份从原来的33.1%降低到24%，剩余的76%由他们四人平方，各持19%。其实他们四人的股份，都是由黄裕顺无条件赠予。到2002年谈判结束时，黄奕彪的持股已经上升到25%，成为最大股东，而其他三人的股份则下降到17%。
这回的股权变更，遂给他们四人提供了一个联手逼黄裕顺下台的机会。黄奕彪立即接任集团主席兼总裁，而且马上露出真实的嘴脸，通过种种方式来打压他。既开会免除他的董事职务，又停止向他支付一笔2万5000元的现金，致使他无法偿还他为公司周转方便而向银行取得的贷款。由于黄裕顺在董事会里势单力薄，只能隐忍，任由摆布，毫无反手之力。
被逼下台之后的黄裕顺非常痛心，深知用人不当，被自己最相信的亲人背叛。他极力通过官司拿回集团的股权和收回贷给公司的款项，但又担心万一资金不足，在打官司时会吃大亏。
他在上海发展房地产的二儿子黄奕雄劝他继续忍耐，等他的房地产项目套现，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才同他们四人对簿公堂。二儿子的承诺，让他感到温馨。而其他两个儿子的支持，也给了他强大的信心。
股份争权官司的经典判决
由于黄奕彪总是打自己的算盘，许多公司的账目总是不清不楚，没有经过审计师的审核。黄裕顺找到证据后，先在马来西亚法庭告黄奕彪失信，又在2008年6月24日向本地高级法庭提出诉讼，告乐意控股有限公司（Dovechem Holdings）错误地解除了他的董事职务。随后又状告这家公司和四名股东违反了一项摊还利息、分期还款和支付生活津贴的协议，向他们追讨一笔近174万元的资金。四名股东即他的侄儿和弟弟。
两项官司由法庭合并审理，在2010年3月至4月开庭。经过连场激烈的审讯、盘问、答辩后，最终法庭判黄裕顺胜诉。
但他的侄儿和弟弟不满意判决，更换了律师，并向上诉庭提出上诉。可是上诉庭于2011年7月19日作出了冗长的判决，依然维持原判。这场长达三年的官司，终于落幕。案子的判决，现已成为公司股东权利里程碑式的案例。
赢得这场诉讼之后，他的侄儿和弟弟才同意将他所持有的24%股权转成现金和子公司，双方从此分家。他拿回印尼化工厂和码头、中国昆山的高尔夫球场，以及他在新加坡最早的工厂和办公室。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拿回了三家公司的商号和商誉，从此乐意、添裕和鸽牌Dove商标又重新回到他的怀抱。
这场非常戏剧性的家族内讧官司，简直就是古龙武侠小说的现实版，同他的武侠名篇《流星·蝴蝶·剑》中的情节极为吻合。在小说中，武林集团的首脑最倚重、最信赖他的助手，却偏偏就是要谋害他性命的叛徒。叛徒阳奉阴违，却暗中布局，用种种阴招，务必要置之于死地。最终，阴谋就是不能得逞的阴谋，但集团也因此元气大伤。冥冥中，小说与现实不谋而合，似乎为黄裕顺和乐意集团而写。
卷土重来再展雄风
从创业到集团上市的商业道路上，黄裕顺的顺境多过逆境。然而，家族内讧却让他垮了下来，这让他感到无奈。打赢官司之后，他又浮起东山再起的念头。这个愿望，终于让他在2015年实现。
“经历了过去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让我又身怀重任，我必须浴火重生，对吗？把我失去的重新再创造回来，把失地一寸寸收回来。”这句话由一个81岁长者说出，他的决心和魄力，经历过风雨的见证，这比一个青年来的更加稳重和有力。
黄裕顺有周全的计划。首先，维护自己创造的品牌声誉。他认为声誉是无价之宝，这是他的侄儿和弟弟所无法理解的。他谨记父亲当年所说过的话：“出去创业，不要给别人指着你的背后骂，也不要欠钱回家。如果这两件事发生了，你就别回来了。”所以他要让添裕、乐意和鸽牌商标（Dove）重新出现在市场。他认为这是促使他重返江湖的动力。
其次，敢于出手。2015年，他再度投资1500万美元，对自己在印尼建设的第一个化工仓储码头进行扩建，并投资3000万美元新建两间化学工厂，一为甲醛水溶液厂，一为多聚甲醛厂，现皆已投产。
他又在新加坡丹戎本茱鲁（Tanjong Penjuru）最早的办公室和厂房投资3000多万元扩建厂房，添置新的机械设备，生产200公升的铁桶。厂房已在2018年10月投入运营，新加坡主管贸易关系的部长易华仁（S. Iswaran）主持了乐意包装公司（Dovechem Packaging）新设立的铁桶制造厂的开幕仪式。
以6000元股本创业
黄裕顺1938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贫困山村，幼年时的他就能够吃苦。19岁时，刚结束学业不久，他就到峇株巴辖（Batu Pahat）的一家车行学修车。他每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清晨九点又得到公司上班。这种劳累的工作，令他难以忍受。他感到自己的能力尚未得到发挥，只干了两个月便辞职。回家后，由于有朋友要开车到新加坡来，他便乘坐便车，到新加坡寻求发展。
他到新加坡后，便经朋友介绍，到长城漆店上班，当送货员。他晚上在店门外睡觉，清晨打扫卫生，还要帮老板擦亮皮鞋。虽然公司有货车，但为了节省汽油，他必须骑着脚车来回送货。有个客户的收货员知道老板如此苛刻后，自愿为他打抱不平，甚至劝他跳槽。但是他感激公司提供给他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够留在新加坡，所以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他领着40元的月薪和50元的吃饭津贴，每天省吃俭用，为的是要达到每月储蓄30元的目标。他任劳任怨，忍气吞声，得到老板的信任，让他有机会学习管理商店的技术。两年半后，他觉得该学的都已经学到手，他便提出辞职，连老板要加薪到200元也无法将他留住。
虽然父亲很希望他回到马来西亚山村的南益树胶园（Lee Rubber）工作，但他最感兴趣的却是涂料化工行业。他回家乡与家人团聚一周后，便折返新加坡，踏上创业的旅程。
他将自己存下的三四千元，再加上从银会标得的现金，凑足6000元，全部投入作为创业资本，从事涂料的买卖业务。
他买了部脚踏车，作为送货用途，又与居住在芽笼（Geylang）的亲戚商量，将货物存放在他的车库。他从四个基本客户起家，每个月能赚到三四百元的盈利。其中的一个客户，便是后来转型成为本地著名购物商场的诗家董(CK Tang)。
仅仅半年，他便赚够了开创公司的资本，随即注册成立添裕有限公司(Thiam Joo Pte Ltd) 。这年他22岁。从那时开始，他就使用信鸽作为标识，直到后来他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子公司越开越多，他都一直沿用这个标志。
由于他本着“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的原则，很快便将公司的业务做起。一年后，一对姐弟找他合股，一起扩大销售规模。于是他们成立了合资公司，他自己出资6000元，占股六成，姐弟出资4000元，占股四成。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即1963年，他便租下明古连街一个1000方尺的店面，开始卖涂料等化工原料。
1964年，他便将业务扩展到马来西亚，公司盈利日丰。他将分到手的盈利，在本地订了一间排屋，为孝养双亲做好准备。
可是就在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时，合股的姐弟竟提出要拆伙的要求。商讨了一年后，他只好承诺出资10万元买下他们两人的股份。由于现金不足，他逼得要向高利贷借钱，才平息了这场拆伙的危机。但是为了要付给高利贷每月2%的利息，他过得非常艰苦，终日寝食难安。幸好遇到不少贵人，一方面介绍客户给他，一方面给他心理上的辅导，让他度过危机。
1967年，他终于将父母接到新加坡来居住，并且在新加坡举办婚礼，达到成家立业的愿望，太太是一名教师。当天采访中，太太被问到“在这次官司中，最大的失策是什么？”太太不假思索地答道，“他总喜欢用自己的亲戚！”说完，她目光转向黄裕顺，尽管语气充满责怪，眼中却饱含谅解和支持。
为了满足父母亲要他照顾兄弟和子侄的期望，黄裕顺将公司50%的股份分别赠送给黄裕益和黄裕典，还将一位发展商用以偿还贷款的房子给了他们。
首度到印尼销售化工原料
第二年，当公司业务更上层楼时，黄裕顺便首度将化工原料销售到印尼。他在印尼结交了不少朋友，后来都成为好友和生意上的好伙伴。
当时印尼需要大量的卡车，他同印尼万隆华裔陈国荣合作，从新加坡买进卡车，出口到印尼销售。这项业务为他们带来可观的利润。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但却给他带来另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他在危机之前便已从英国买了几百桶化工原料，这场危机使得他手头的丙酮（Acetone）价格大涨十倍。他仅仅卖掉十桶丙酮，便足够买一辆奔驰280的豪华车。
虽然这场危机让他赚到丰厚的利润，但他所要寻找的是开拓化工业务的机会，他便于1973年到中国参加秋交会，首度到香港和大陆开拓商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进入大陆并非易事。他必须到香港居住一周后才能拿到签证，进入大陆的过程也相当曲折。
1974年，他与印尼伙伴将销售卡车的盈利转为股本，在印尼成立添裕公司（PT Thiam Joo），销售化工原料。仅仅几个月，便已经看到这个业务有光明的前景。他也打开了一个双向的市场，将中国短缺的化工产品销售到中国，又将中国相对低价的化工原料、溶剂等转销到东南亚。
公司在裕廊的化工原料厂于1975年开始投产。不幸的是，两年后这家工厂便遭遇到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将工厂夷为平地，造成400多万元的经济亏损。由于工厂只投保300万元，所以还有100多万元的亏损要自己承担。一时公司的业务掉入谷底。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反而找到了更好的商机。1978年中石化天津采购部向他订购了5000吨的化工原料。次年再度爆发石油危机时，化工原料大涨，天津方面很担心他会受到价格的诱惑，将产品转卖给其他客户，但是他坚守商业诚信，依然将产品送到天津，令客户刮目相看。
进军化工制桶业务
由于当时全球只有两家铁桶制造商垄断市场，一家是Rheem，一家是VanLeer。客户都必须听任他们安排，经常要忍气吞声。一身都是傲骨的他，忽然萌生制造铁桶的构想。他知道这项业务难度不小，但愿意排除万难，去同两大强劲对手竞争。
他花三百万买了机器，投入生产，才发现机械公司给予的信息并不正确，所生产的铁桶一装油就漏出。不服输的心理促使他到美国买二手的制桶机器，经过六个月的测试后，终于制造出不漏油的铁桶。
制造成功之后，VanLeer公司的荷兰总裁就登门拜访，提出几项建议，想诱使他放弃生产铁桶的计划，但他不为所动。最后他甚至愿意出价1000万元收购黄裕顺的铁桶机器和工厂，仍为黄裕顺拒绝。
之后，这两家公司便联合起来施压，让他找不到客户。他觉得自己的自尊不容践踏，便开始思考让制桶厂生存下去的策略。他最后决定通过提高质量、建立形象和节约成本三方面，将这项业务维持下去。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他便取得几家油公司的订单，包括蚬标（Shell）、埃克森（Exxon）、美孚（Mobil）等，让生意走向正轨，从华人客户到跨国企业，从新加坡走向区域。
到印尼和马来西亚投资
虽然他从1968年便到印尼开发业务，但当初只是售卖一千几百桶的化工原料。1982年他便到印尼筹划建造液体仓储码头的计划，他最终选中了离雅加达不远的孔雀港（Merak）。他原本准备先建设一家三聚氰胺甲醛（Formalin Melamine）厂后再建设液体仓储码头，没想到两项计划都顺利通过，四个月后便取得营业执照。
1987年他看准关丹的许多三合板工厂都需要甲醛（Formalin）胶水，便到那里建设液体仓储码头，又在北根建设包装厂。他当时看重的是关丹（Kuantan）的未来。至今回顾，证明他的判断准确，因为这里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化工生产基地和物流中心。
同一年，他到中国去寻找建造散装仓储码头的地点。他当时向深圳的南油建议，一起合作建设液体仓储码头。不巧的是，深圳南油总经理不久就换人。新任总经理郭瑞堂起初并没有重视他的构想，直到后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商人之后，便决定和他落实合作计划，在深圳蛇口建造散装仓储码头。这也是中国首家散装仓储码头。
令南油对黄裕顺肃然起敬的是，即使是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外商纷纷打消投资计划时，黄裕顺仍毫不动摇，还是坚守承诺，将200万美元的资金打进南油的账号。他这种高度守信的作风，又一度赢得商界的赞赏。
随着深圳的成功，他于1993年在上海浦东去寻找建设第二个散装液体仓储码头的机会。这个项目在三年内便开幕。
他的另一项计划，便是到青岛去建设他在中国的第三个液体仓储码头。这项计划也于1994至1995年落实。至此，他在中国已经拥有三个液体仓储码头。
可惜的是，他的集团经历了1997金融风暴之后，便陆续将这些重要的商业据点一一脱售。
撰写自传记录一生
五年前，已经进入76岁高龄的黄裕顺，决定将他毕生的跌宕起伏写成回忆录，让他的子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他将书名定为《我走过的路》。书的上集为《艰苦创业》，写他从出生道1997年金融风暴之前的经历；下集为《浴火重生》，写1997年之后他所经历的家族内讧和官司。
已经进入81高龄的他，依然健步如飞，声如洪钟，完全没有老态。他觉得最大的安慰就是，三个儿子都非常自爱，大家各自努力，独立打拼事业，这让他感到骄傲。
他的二儿子黄奕雄所经营的乐意（上海）有限公司，推出全新的涂料服务模式—美色密码，为客户解决配色问题。这也是乐意集团的一项创新产品，让这家公司在涂料市场的业务更上层楼。
重视家庭伦理的黄裕顺说：“后代子孙要好，那才重要。儿媳孙子们轮流回来新加坡陪伴我们两老，是我目前最快乐的事。”
黄裕顺简介：从穷乡僻壤飞出的“鸽子”
黄裕顺于1938年3月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坡落后小山村的贫困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他年方四岁，便经历了日本占领马来西亚的艰苦岁月。在战乱年代，人们靠着“活下去”的信念，从小激发黄裕顺的求生意识。
三年半的日据时代结束后，迎来了马共与中央政府武装冲突的动乱年代。麻坡的整个乡村被令迁移到南益胶园（Lee Rubber），黄裕顺自己也成为一名胶童。每天凌晨三四点便起床割树胶，下午到胶园里的学校上学，直到晚上才能回家休息。就这样，他半工半读的完成最基本的学业。
1957年他19岁时，结束学业不久的黄裕顺到峇株巴辖的一家车行学修车。他每天都忙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清晨九点又得到公司上班。这种劳累的工作，令他难以忍受，他向往着去更广阔的天空发展。
1960年，年仅22岁的黄裕顺以6000元资本成立添裕公司（Thiam Joo）。他的事业顶峰时期的一年营业额曾达5亿元，是旗下多达30多家公司的行业领头军。他的生意从新加坡扩展到马来西亚、印尼、中国。以中国来说，他是中国最早投资化工仓储码头的外商，在深圳、上海、青岛和天津取得节节胜利。但是一场长达五年的家族内讧的股东纷争官司，在2013年划上句号时，用黄裕顺的话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经历官司后的黄裕顺以更积极的态度走向商场，他在2015年投资1500万美元扩建印尼的第一个化工仓储码头进行扩建，并投资3000万美元新建两间化学工厂。2018年，他又在新加坡投资3000多万元扩建厂房，添置新的机械制造化工用桶。去年80岁时，他痛定思痛出版自传，警示后人吸取教训。
乐意集团的标识，是一只衔着叶子的鸽子。自小饱受战乱之苦的他，天生萌发对和平的向往。这只鸽子也寓意，商场上与同行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在经历风雨后，这只“鸽子”重新展翅，背负使命，朝着更广阔的天空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