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未见的姐妹J来了一个电话。三年前，她离婚了，两个儿子判给了前夫，她本可以每周去看孩子一次，但是现在新加坡封城要民众尽量待在家里。前夫用此借口，一下子说担心传染不让她见孩子，二下子要她租专车给孩子专用以减少接触外界，总之想办法刁难她。她本想和前夫大吵一顿，但对方拿政策当令箭，令她懊恼不已。
像姐妹J成功离婚者尚算幸运。但是在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背后，还有看不到的黑暗面。比如疫情爆发地，湖北的监利县在2月封城期间的报警家暴个案，已增至去年同期的3倍。
当家暴碰上最严封城，外人想救也难插手。关注家暴的武汉社工郭晶曾在《武汉日记》中指出，受家暴者在封锁的城市中，普遍难以获得社会支持。社工机构没有上班，女方想离开家是困难的，很难会有人收留她，酒店、旅舍都没有营业。
而对于夫妻双方都有全职工作的家庭，在遭遇疫情冲击时，他们会理所应当地确保赚钱更多的那个人去工作。但这种计算方法对女性很不利。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城市的就业人口比例，很有可能女性高过男性，但是她们的薪水却低过男性。这导致在疫情下，女性受到疫情影响的阴影面积更大。
《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男女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亚洲男女不平等情况较为严重，2018年女性薪酬不及男性八成。看上去已经不平等，但在现实中却更难改变，因为用人单位必须要考虑到女性的婚育所产生的休假问题，这都是用人单位的额外负担。
在中国的这波疫情中，多省市学校通知延期开学，伴随政府鼓励复工，未成年子女在家无人看护又成为问题。山东济南就有官方发出倡议，延迟开学期间可以女方为主向企业提出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
由此可见，就算夫妻俩互相协商，在家看护子女的任务可能也大多落在女人身上。济南这一倡议直接把夫妻协商都省了。官方倡议，企业买单，疫情期间企业本来就面临生存困境，这变相逼着企业要么多裁一些女性员工，要么在以后招聘的时候少招女员工。
新加坡在疫情升级后，民众可以出门打包食物或简单购置日用品，但是全民几乎集体进入“居家”模式，父母居家办公，孩子居家学习。网上会议的需求激增，对女性也是新挑战。
卡耐基梅隆大学泰珀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塞文·叶尔特金分享了经验，“我们所有的会议都在Zoom上开。你会发现，所有女性都是在家里登陆的。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成就的女性，但是在视频的背景中，你可以看见她们的孩子在跑来跑去。这样的话，你就肯定会分心，或者暂时离开一会儿，去做一些事情。”
相比之下，男性要么是在大学的办公室里登陆，即便是在家里登陆，也是在属于自己的私人房间，不必受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打扰。叶尔特金表示，即便在学术界，“这虽然是一份白领的工作，但现实就是这样，无论从个例还是从总体数据看都是一样的。”
因此，在疫情期间，女性在家办公的效率很可能低于同样在家办公的男性。再加上传统成见，女性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这让女性的挑战变得更加糟糕。相比之下，我认识的一些离婚后至今保持单身的妈妈，她们则相对洒脱，有一份够自己开销的薪水，免受家庭中要男人来支配自己的委屈。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多个国家政府相继出台政策，发放援助补贴受到的疫情影响。从操作层面上来说，统一发给每人一笔金额要容易得多，因为不用伤脑筋去选择，但这并非正确的政策。政策是需要量体裁衣的，需要瞄准最脆弱的人群。
无疑，女性恰恰在这些弱势人群中占了很高的比例。很多女性从事的是不重要的服务行业，薪酬本身低于男性，在家庭中又承担了更多的职责。我认识的L就是一位在社团工作的文员，丈夫已经遭裁员在家，不得不去驾Grab, 但是在疫情期间，Grab也难载到客人。L的薪水本身不高，在家办公，网上会议，照顾五岁孩子。新加坡政府上周给国人发了S$600元现金，L拿到钱之后赶去超市，孩子用的、家庭用的、买完之后只剩100多，而丈夫的钱还没用。
当然，我们能理解，政府首先需要解决公共卫生危机，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疫情导致更多企业停工到七八月，那么女性在经济上的被动，可能会加剧在家庭中的被动。事实上，在亚洲或者华人家庭，多数必须依靠夫妻双方共同工作养家，现在早已不是父辈的年代，爸爸一人工作可以养活一家人。
我们都能感觉到，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参与和渗透，都比上个世纪强。有趣的是，这次武汉疫情爆发，来自全国各地驰援的医疗队达到了4.26万人，其中女性医务人员有2.8万人，超过2/3。而根据WHO统计，女性医护者的薪资平均比男性少了11%，这意味着男女工作人员同时为了疫情承担巨大的身心负担，他们却未能获得平等的补偿。
有经济学家预测，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跟进，疫情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将超过男性，从而将进一步加剧现有的性别不平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经济学助理教授贝琳达·阿齐邦在研究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后指出：女性的经济恢复速度可能比男性要慢，这不仅会进一步扩大现有的男女薪酬差距，并且减慢全球女性取得成功的步伐。
的确，这个世纪的女性比男性似乎更渴望经济上的成功。
姐妹L 的电话放下不久，朋友K的短信又飘进来：“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否则，要和她发生家变了。” 两个星期居家，已经吵了四次。这段时间，低头抬头都要见，床上厨房也要见，K闷到透不过气，家庭的琐碎让他巴不得快点回到那个37楼带落地窗的办公室。看来，疫情没有结束，情变大有可能。这不是新加坡经验，这些剧情已在其他城市上演了，疫情只是一滴催化剂而已。
作者：宋娓，时代财智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