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在总体上达成的共识是让市场竞争而非政府计划来决定经济产出，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定论，许多观察家都发现，正是因为以国企主导国民经济、以强势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帮助中国度过了1930年以来全球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美经济体的救星。但这种举国体制的效率和公平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国企低效的资本利用
中国鼓励国有企业大力获取先进技术，同时参照有利于出口的方向管理汇率，国有企业则利用国家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将廉价资金导入旗下产业或者海外资源。政府不仅可以通过提供道路和桥梁等硬性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提供软性基础设施，例如主宰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减缓资本与全球化造成的压力。它所表现出来的办事效率，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榜样，而越来越多的新兴世界领导人表示赞同。
但深究之下，这却是个奇怪的选择——中国经济的活力被公认为由非国有公司产生，但控制经济命脉的却是国有企业。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99年到2009年，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份额从49%下降到27%。在1999年，国营公司拥有67%的工业资本，十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41%。但在薪水最高的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有重要地位。国有工业公司的利润在2001年至2009年间增长了几乎四倍，但它们的平均收益不到8.2%；而更大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收益达则到了12.9%。
更多的自相矛盾接踵而至。即便国家经济整体下行，国企仍愈发强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力集中在过去十年间有增无减。中国最大的121家国企在2002年到2010年间，总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虽已减少，其总量却从3600亿美元增加到29000亿。2007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火上浇油”—到了2009年，中国的14000亿美元银行借贷中有大约85%流向国企。国企发展的三种趋势—持股方式更加多样化、资产利用更加高效和快速国际化—正在齐头并进。
该模式如今已软肋尽显。当政府开始偏向于一部分企业时，便意味着另一部分企业将遭受打击。2009年中国移动及另一个国企巨头，中石油，赚取的利润高达330亿美元—超出了中国500强私企利润的总和。研究显示，国企对资本的利用效率低于私企，成长也更加缓慢。
垄断性国企收入
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几乎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长。它结合国家政权的资本力量，基于政府去筛选优胜者并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亦用资本主义工具如上市进行全球化扩张。在英国—一个自由贸易的思想熔炉亦创生过巨型国营巨头—东印度公司。这一模式曾推动了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崛起以及20世纪50年代日本崛起。
不过，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始于新加坡。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是最初发明者，他奉行的“亚洲价值观”里，也包括家族观念和集权的混合物。中国一方面参照新加坡模式，以经济特区与外资入驻拥抱全球化。另一方面则强调国有企业集聚资源参照西方模式进行改制。
从数字上看，中国是成功的。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GDP每年平均增长9.5%。在过去的10年，中国GPD已经翻3倍达到1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政府是100余间最大公司的最大股东，给予数千公司指导和补助，并通过其货币体系控制行业资金流向。一些佼佼者已跻身世界顶级规模企业之列。以下数字或可证明这一切。2005年到2011年发行的十支顶级上市股票中，四支都有中国国企的参与，其融资额度高达645亿美元。
不过，这一模式已登峰造极。最新数据显示，80%国企的收入来自于垄断性超级公司，包括中石油、中国移动等。多数国企不是生产能力过剩就是管理不当，必须依靠政府的补助和贷款过活。同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亦陷入了困境。国企优势不仅造成了价格泡沫的危险，还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当民营企业家们在融资问题上一筹莫展之时，饱受优待的的国企巨头却正在一掷千金兴建奢华的企业总部。由于政府机构可轻易调配巨额企业财富，这进一步加剧了腐败现象。据中国人民银行估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约有1.6万名到1.8万名任职于国有企业的官员和管理人员卷款潜逃，总额高达1230亿美元。
此外，监管者与被监管公司之间的亲密关系亦掩盖了大量问题，比如安全、效益低下等问题。国家资本主义把商业准则引入政治决策，看似用政治决策左右商业决策节省了必要的监管实则不然。学者罗伯特·罗威(Robert Lowe)曾把企业描述成一个“小共和国”，与政府这个大共和国的权力相互制衡。当这大小两个共和国合二为一，“自由”将遭受灭顶之灾。一方面，管理者倾向于从行政指令和私利出发进行公司管理而非为股民与客户谋利—政务缠身的官员无暇顾及并进行有效的监督，董事会力量薄弱且组织松散，在实际运营中，经济任务和社会使命亦往往纠缠不清。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轻松且高薪的职务往往因裙带关系而缺乏流动性。同时，国企在商业和监管方面的特权也助其将私营竞争者挤出市场，这将大大诱发后者进行权力寻租。
国企民企不均衡成本
对投资者而言，更大的隐忧在于公司最终要对政府，而非对私人股东。政府不但享有多数控股权，还掌控着法律和监管体系。国有企业在成本控制方不及常规企业，但按照惯例，它们不仅要追求商业目标，还要达成社会目标。国有企业的不可预测性和多变性亦令人生厌—它随时会被行政的一纸命令而横插一杠。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认为，“从本质上，国企变成真正的商业企业的唯一办法是它们不再是国企；只要国企还是国有的，就不可能改革成真正的市场化商业企业，这是国家的性质和国企本质决定的。”
这将引发一系列尖锐的质疑。行政管制部门如何平衡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如何能制止无谓的花销？如何提供创新所需自由空间以保持创造性？如果某些公司享有或明或暗的国家政权的支持，如何确保公平的交易体系？如何防止因排外心态和保护主义而对司法公正造成的干扰？
这已引发巨大的结构性失衡。在国内上市公司100强排行榜中，有75家由政府进行管理。2010年中国大陆有42家公司荣登财富500强，除了三家公司之外，其余全部归政府所有。行业准入障碍或亦是难题。中国内地500强公司排行榜涵盖75个行业。在其中的29个行业中，没有一家民营企业入围，在其他10个行业中，民企亦是配角。在这39个由国有公司主导的行业中，国有公司控制了所有在榜500强公司总资产的85%。
另一备受诟病的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不均衡成本。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国有企业可较低价格甚至免费获取土地、矿产资源及牌照资源，而民营企业除了从政府或市场购买外别无选择。一个极致则是中石油。它曾以每平米1.75元的低价采购超过4.2万块土地，以极低的资源税获得石油资源，但以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在国内出售油品。民营企业则处于针尖麦芒之上，经营环境更有恶化之嫌。国有企业拥有廉价资源及密切的政商关系使民营企业难以匹敌，后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与之竞争，运营成本由此大大攀升。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凡认为改革已势在必行。“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改革，如果改革不继续下去，中国有可能像人过河，在过了一半的时候停在中间，处于停滞状态。”
毫无疑问，时间表将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即国家通过对经济领域的绝对控制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既有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如果这种经济驱动模式不再奏效，中国届时是否有能力作出改变？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主导和驾驭市场的模式都不会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