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高歌猛进。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公众的捐赠热情高涨，捐赠数字屡创新高。许多人由此乐观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社会财富的积累，捐赠数字势必水涨船高，慈善事业必定迎来大发展。
近几个月在中国发生的两件事情，引人深思。
其一，去年6月底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中国红十字会在2011年接受社会捐赠降幅高达57.39%，而全国捐赠总量也低于2010年。尽管没有官方解释，但关心中国慈善的人都很清楚，这是郭美美事件导致的信任危机。郭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儿，她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在网上公开炫耀奢华的生活。此事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形容为中国慈善界的地震亦不为过。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件由炫富引起的网民集体质疑，实际上却是长期以来中国官办公益机构透明度不够、管理不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二，去年7月21日北京遭受特大暴雨之后，市民对市政府号召捐款的反应。这场特大自然灾害造成78人死亡，19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惨重。北京市民政局在网上发出捐款的号召，北京市也举办了几次募款活动，然而捐赠者多为国有企事业单位，个人捐赠者寥寥。尽管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从网络、微博上的言论来看，公众不仅没有表现出四年前救助汶川地震时的澎湃激情，反而充斥着对慈善机构的运行机制、政府如何使用善款等方面的质疑和不信任。
可见，一个国家的慈善发展尽管与经济发展有所关联，但并非同步发展，更非必然发生。如果政府不能做好该做的事情，如果慈善机构不能给捐款人满意的交待，那么公众就会对此丧失信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前不久，总部位于英国的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发布了2011年世界各国的捐赠指数（World Giving Index）。该项调查向153个国家的15万名受访者提出三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里，你是否向慈善机构捐过钱？是否为任何组织做过志愿者？是否帮助过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调查者据此计算出每个国家的捐赠指数。
调查结果令人颇感意外：前20位中只有5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20的国家；前20位中有一半左右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公认的穷国，如老挝、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土库曼斯坦、圭亚那等。中国的GDP总量已雄踞世界第二，2011年人均GDP在全球18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9，然而中国的捐赠指数仅列在153个受访国家中的第140位。这些数据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公众的捐赠意愿与GDP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
把视线从中国转到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也面临类似的困惑。新加坡在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宜居等方面的世界排名常年遥遥领先，如果按照人均GDP计算，可以跻身世界最富有国家之列。然而，在上述的捐赠指数调查中，新加坡却连续两年位列第91，与经济排名落差明显。
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新加坡的个人捐赠总额增加了两倍，达到GDP的0.3%，志愿服务参与率从15.5%增至23.3%，而美国每年的个人捐赠总额占GDP的2%以上，志愿服务参与率则有三至四成，差距也很大。如果回顾近年来相继曝光的本地慈善机构丑闻（全国肾脏基金会、明义法师、城市丰收等），如果回味近年来新加坡人对慈善机构的信心指数变化，便知新加坡的慈善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政府致力打造“区域性慈善枢纽”也绝非易事。
在2012年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呼吁“大度包容打造友情家园”。一方面，他乐见“越来越多人捐款做善事，年轻人更是对于超乎本身的社会公益事业充满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也担忧“我们渐渐失去甘邦精神”，甚至大声疾呼“不要成为丑陋的新加坡人”。
可见，一个国家公益慈善的发展并非经济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宗教、经济、文化、道德、法律、教育、舆论、心理等诸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来，共同营造有利于慈善发展的生态环境，一点一滴地巩固、提升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心和参与慈善事业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