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双方将达成一系列经贸合作，中韩经济联系可望进一步深化。而同时，韩国经过几十年发展，人均GDP超过2.5万美元，结结实实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一员。韩国软硬实力目前均处于其历史的顶峰。从当年“亚洲四小龙”的一员成功突围，韩国经济的成功之道，对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日前，就汉江奇迹、大企业病等韩国经济的相关话题，时代周报对韩国经济学家、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郑永禄进行了专访。
时代周报：韩国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列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郑永禄：最重要的是如中国有邓小平一样，韩国有像朴正熙这样对我国的状况有着清醒认识的政治家，适时地采取了适合小国的出口主导型战略。
和小企业为主的台湾地区相比，韩国以大企业集团为主。这有其特殊性，韩国大企业有点像中国的国营企业，政府和大企业合作更方便。韩国中小企业也大多与大企业相关，为大企业服务。有些中小企业原来就是大企业的一个部门，里面的人脱离出来自己成立公司，因为大企业做到一定规模，需要专业化。比如说，有些小企业就是给大企业供应零部件的。
时代周报：与台湾等地相比，韩国的长处和主要的不足在哪里？
郑永禄：因为韩国以大企业为主，所以有利于克服经营上的困难，也利于打入国际市场。台湾企业主要以代工为主，利润少。韩国大企业自己开发产品，有自己品牌，利润高。而且，韩国大企业在人才资源上也不吝投资。据我所知，三星电子的研发团队拥有数千名在外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类似的还有现代汽车业。（记者曾在韩国留学，有同学就因取得三星奖学金，毕业后进入了三星的研发中心，里面有非常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待遇，同事来自世界各地。）
时代周报：在经济发展后，韩国也设立了很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制度没有造成竞争力下降？
郑永禄：我们推行这些福利制度时考虑了很多因素。主要目的，是为人们创造更加安心工作的环境。韩国通过退休后社保体制和国民医疗健康保障制度，使劳动者免除了后顾之忧，不仅没有降低竞争力，还提高了效率。
时代周报：但在欧洲，有人指出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是高度的社会福利？
郑永禄：欧洲福利制度中，政府负担的部分过重。而韩国采取的是政府、企业、个人各负担一定部分的体系。
时代周报：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的成长，和过去的汉江经济奇迹相比，主要的不同在哪里？
郑永禄：21世纪的经济是质的增长，源动力来源于IT产业，IT产业的技术也提高了其他产业的竞争力。韩国运气很好，IT业在全球领先，其他产业部门也都在IT化。比如说，医疗方面的远程医疗，IT化改造了原有产业。韩国社会对IT技术的应用已经很习惯了。
时代周报：有认为大财阀是韩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但也是主要的弱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禄：财阀的弱点在于主导权过于集中于老板手中，继承者往往能力不如创业者，这成为很多企业破产的原因。
时代周报：相比于三星，LG等巨大企业，你是否认为韩国的中小企业竞争力和生存环境比较差？
郑永禄：韩国的市场狭小，企业成功的成本高，所以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中小企业。相比之下，到中国来投资是个好机会。韩国很多中小企业的创始人很有创造力，但韩国政府对其的支援不足，中小企业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少。韩国也有风险投资保证基金这样来自政府的支持，但小企业要得到这些基金的支持还比较困难。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2000年以后韩国经济的主要发展，在于最大限度地搭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你是否认可这个观点？反过来说，韩国的经济是否过于依赖中国市场？
郑永禄：这一点不能否认。不过，很多韩国在华投资的企业，产品的最终市场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欧洲等，去年中韩贸易额2700亿，其中2/3是跟韩国企业对欧美的贸易相关。因此中韩间经济交流还应更加充实。
时代周报：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郑永禄：中韩可以在提高两国民众福祉方面加强合作。比如说，北京现在面临着大气污染、垃圾治理、非清洁能源这些公害问题，在韩国水原附件有个小城市板桥，那里有一个利用垃圾废物等发电的规划很不错，中国住建部部长也曾来此考察。中国的发展关系到整个亚洲和我们后代的利益。
时代周报：目前韩国经济应该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禄：一是产业结构改革。过去韩国以制造业为主，现在越来越机械化了，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减少，而服务业能容纳更多劳动力。二是政府职能转变。韩国人均GDP已经跨过2万美元的门槛，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把一些事情交给民间更有效。现在日本的政府部门已经减少到十几个了，韩国则有近20个。三是挖掘新的增长领域，这和中国面临的问题类似，能源、环保、IT应用等产业都属于这些领域。
时代周报：你认为在经济腾飞中，领导人的作用不可替代是么？
郑永禄：是的，在初级发展阶段，领导人的慧眼很重要，一定程度的集权难免，像邓小平、朴正熙总统他们都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但经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更加复杂，就要有所改变。中国现在人均不到1万美元，还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决策。大约十年后，跨越了这个阶段，就需要更多的协调性，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协调等。
时代周报：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韩，韩国社会对此的关注如何？
郑永禄：韩国人对中国有很好的感情，现在中国的政府稳定性强，这对韩国也是好处，因此，韩国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