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将眼睛紧盯着欧美，却忽视了近在眼前的印度的经验和教训。印度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向来被有些经济学家看作负面因素的“脏词”。然而，正是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不仅维系了印度的统一，而且还维系了印度在南亚的地区霸权。
在笔者看来，计划经济不是单纯的一种“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措施，而是一种国家崛起或赶超战略。计划经济是一种国际政治术语，而不是经济学术语。计划经济只有在“后起的”、“新兴的”，试图革命性地替代现存国际和地区秩序的国家中才有生存空间，而在全球地缘战略中主动撤退的国家，才会迅速否定计划经济。
1940年8月，年轻的尼赫鲁在《五年后》一文中详细构想了印度独立之后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尼赫鲁1948年提出了一份激进的工业政策报告书，提出对大型工业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这使得尼赫鲁在英美决策层看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尼赫鲁的言论离经叛道的令人吃惊，“事情很明白，不管我们定出什么计划，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印度国家里我们才能实行这种计划”。也就是说，印度实行的资本主义选举制，居然是计划经济最好的承担框架。我们隐约似乎听到了印度的北方邻居在五十年以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经典论述。
于是，我们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看为什么印度居然把带有苏联社会主义特征的计划经济和英国式政治制度结合了起来，而且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
计划经济保障了印度的国家统一
印度于1950年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各种经济计划，并自1951年起实行了五年计划，至今基本没有中断。这在第三世界国家里非常罕见。
相当多的学者将尼赫鲁在1950年印度独立后设计和采取的苏联式计划经济，理解为是尼赫鲁个人的原因。这个说法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尼赫鲁尽管是强势领导，但未必个人的意愿就能延续半个多世纪。印度之所以采取如此顶层的经济战略设计，完全是基于印度历史上缺乏集中的政治现实。
历史上，印度长期是一个地理名词，缺乏类似古代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传统。印度独立前夕，巴基斯坦根据蒙巴顿方案分离出去，给印度留下了长久性的伤害。巴基斯坦分离的方式，则是“民主”的。由于“民主”可以造成领土的割裂和国家的削弱，因此印度领导人在设计本国的体制中，一步步地“削藩”，剥夺地方的挑战能力，使其只有非重要、非全局性事务的自由权和对中央事务的配合、参与权，而失去了财政权。
印度计划经济的核心是通过权力的方式将分散的财税合理地归纳到中央政府的国库中，再根据中央的意志进行二次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只有配合的权力，而没有全额截流并使用的权限。计划经济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性设计，更是一种财富向一个方向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建构了一个富裕的中央政府和贫乏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作为财政“给养人”角色的出现，意味着地方有求于中央。这个方式造成了地方政府仰中央政府之鼻息，削弱了地方经济自决能力，相当于秦代收集全国的金属于咸阳，解除地方的经济武装。
强大的计划经济存在确保了印度初期的统一。尽管统筹财富的分配对富裕的邦来说将中央地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但是在全局的范畴内促进了分配的相对公平，留住了更为贫困的邦，使整个印度社会趋向“扁平化”，保障了多数邦的利益。
计划经济塑造了维系印度统一的官员队伍
尼赫鲁时期开始实行的“许可证统治”的计划经济制度，人为地塑造了一个依靠权力赢得利益的集团。计划经济依靠其富裕的中央资金储备，为新生的印度供养了一批有经验的、管理国家的官僚。
不可小窥这些具有审批权的“行政官僚”，正是利益获得渠道来自大一统的印度，才使得这些“行政官僚”能利用该渠道谋取利益，却不能将该利益渠道继承化和永续化。资本主义民主制和计划经济的结合，造就了一个轮流、不断依靠选举制上台来“割稻穗”的阶层。而这个阶层的获利也被限定在资本主义选举制度所能允许的“低利”范畴。
在不充分选举体制中，计划经济的主导尽管腐败横行，却由于选举的下台威胁，客观上形成制约，造成印度这些“小额度”腐败与印度邻国动辄贪腐几十亿的额度都是“不当的小得利”。由于封建专制时代，帝王要为“家天下”负责，因此对腐败造成的王权“连根拔起”后果高度警惕。但是“轮流坐庄”的隐形“专制”配合以“轮流发财”的市场经济，却导致更为严重的腐败。
计划经济服务了印度的大国梦
计划经济保证了印度早年的地区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要得到维系，需要拥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继承了英帝国的衣钵”。英国可以依靠其他殖民地的供养，将印度纳入帝国经济中整体来调配资源，因而保障了对南亚的统治。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英国国力不能同日而语。要在印度建国初期，就能迅速接手英国对南亚的“地区霸权”体制，就需要印度快速集中经济和政治资源，保障在尼泊尔等国的驻军、情报机构、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显然，自由市场式缓慢积累的方式，不利于印度在短时期内快速集中有限的资源。
我们注意到，印度20世纪90年代开启削弱计划经济的改革，与之伴随的是对南亚其他国家支配程度的急剧下降。这似乎说明，一个国家要进行“地区霸权”或“扩展主义”，谋求全球性地位，计划经济是最好的助手。特别是对于后起国家，要成功地挑战既有的霸权就要集中拳头。
最后说一句，从纯粹经济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来思考国企问题，是21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瓦解民族国家经济壁垒的重要工具。实质上，国企是计划经济当然的组成部分。在计划逐步让位于市场的逻辑下，国企不再服务于计划，而是服务于自由市场。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进行再次判定其价值，是一种缺乏国际战略眼光的市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