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在新加坡的Istana王宫（总统府）独家专访他，我们开始时用华语（中国国语、普通话）寒暄，话家常，但一谈到哲学和政治的抽象观念时，他就立刻改用英文。
他说其实自己非常重视华语，坚持每个星期六都上华语课，由专门的老师补习。他说他看好中国的发展，尽管当时两岸风云危急，导弹风暴的阴影挥之不去，而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被西方指责。但他在专访中表示：“只要中国保持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和平稳定，让经济发展，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读当日的对话，就觉得他的判断非常精准，看到中国在稳定发展中带来的和平红利，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高铁大国，并且要从昆明建造高铁到新加坡。而最近由中国牵头的亚投行更突破了美国的金融垄断，影响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二十年来的发展，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新加坡，就是如何实现高度的效率和繁荣的经济。新加坡强调良好的管治（Good Governance)，重视效率与竞争力，在全球化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体现“大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老百姓解决生活的种种问题，也赢得统治当局的正当性。
这也是政治学者所说的威权主义，重视“社会第一，个人第二”。李光耀反对“西方式民主”和“绝对的自由”，指出实施英美式民主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陷入秩序混乱和经济不佳的困境。
但李光耀重视社会公正，他在专访中说“政策的试金石是看实际执行的成绩”。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就是典型例子，它让八成多的新加坡人都可以“居者有其屋”，而背后是政府强大的管理能力，避免让住宅成为炒作的商品和财团垄断的工具。
这政策甚至考虑周详，鼓励子女照顾父母，凡是在父母家里附近买房，都会获得当局津贴。组屋政策深受狮城百姓支持，与今天香港与台湾民众深受“房事“困扰的痛苦，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发展的路径，也要面对社会公正的呼唤。新加坡的法律，只要不挑战它的政权，都重视程序正义，更雷厉风行，反贪反腐，从而化解反对派的挑战。这和今天中国的反腐形势，都若合符节。
《亚洲周刊》在一九九五年底选出李光耀为年度风云人物，指出他是“反击西方的亚洲新战士”。二十年后，他的历史轨迹成为中国发展的启示录。李光耀说他不在乎西方的评价，“真理会在现实中展现，历史将作出最后裁决”。对中国统治精英来说，他们也要面对历史的最后裁决。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 邱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