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希尔：与全球化一样，数字革命将为人类带来普遍好处，但也会造成局部痛苦。我们怎么才能确保良好的结果呢？
全球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并让西方消费者有大量廉价商品可以选择。然而在投票箱前，人们却指责全球化加剧不平等，挤压生活水平。
在欧洲和美国，支持全球化的政治人士正面临强烈反弹，民粹主义者要求加大保护那些觉得体制被操纵的人士。在他们看来，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话来说，全球化是一种“无罪欺诈”。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他2004年的同名著作中辩称，社会经常受到一些方便假想的支撑，例如认为企业的经营是为了股东利益，而非管理者。政治、金融和学术潮流创造了各自版本的“真理”，而不管现实如何。加尔布雷斯写道：“没有人特别有错；人们就是喜欢那些方便相信的事情。”
风险在于，技术突变可能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第二个巨大的“无罪欺诈”。颇有希望的新技术（与全球化一样）能够带来巨大好处，这点很难质疑。能源、交通和医疗是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向好的方向转型的其中3个行业。
但是，此类新技术还会威胁很多成熟行业、市场和就业。与全球化一样，数字革命将带来普遍好处，但也会造成局部痛苦。
很多新技术产生了意想不到而且往往不利的后果，即“反咬”。例如，内燃机让交通实现了革命。但它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石棉一度被吹嘘为一种神奇的材料。但过去20年，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将其从建筑中拆除。最新这批技术（例如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的潜在“反咬”令人害怕。正如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最近所说的，强大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是对人类要么最好要么最坏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确保良好的结果呢？这里有三个构想。首先，私营部门必须拥抱公共部门，认识到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正如加尔布雷斯所写的，这两个部门的相互依赖往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区分它们几乎没有意义。
敢想敢干的西海岸科技公司有着一种近乎救世主的信念：他们在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不需要成人监护。它们向政府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别挡道。他们在形成华盛顿最大的游说势力之一后，正日益强势地推动这些观念。
在与《连线》(Wired)杂志的对话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辩称，新技术的采用非常重要，不能留给私营企业。但他警告称，对集体行动的信心已受损，部分原因是意识形态和花言巧语。他表示：“如果我们希望多元化社会的价值观在这些突破性技术中得到体现，那么政府资金不得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其次，公共部门需要调整自己，理解并迎接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在20世纪初引入的很多政府监管职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掠夺性垄断者和金融卡特尔的损害。
但现在的政府体制需要保护我们作为公民以及消费者的双重利益。监管第一线涉及隐私、安全、数据使用、就业权利和言论自由等问题。我们需要公共机构重振雄风，帮助保证良性利用新技术。我们还需要施行法律保护，确保政府自己不滥用这些技术。
第三，我们可能需要重写治理我们民主社会的隐性社会契约，重新定义政府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克伊尔(Joel Mokyr)辩称，当前的技术变革浪潮可能会造成巨大社会动荡，以至于我们可能需要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必要的转型可能堪比19世纪德国福利国家的创建或者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New Deal)。
这种规模的变革需要科技行业优秀人才的集思广益。正如奥巴马担任嘉宾主编的那一期《连线》杂志所言：“不要问政府能为硅谷做什么；要问硅谷能为政府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