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船工曾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泰晤士河(Thames)上为乘客摆渡，直到更快捷的交通方式偷走了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的这一命运似乎与如今的世界没什么关系。
但过去的教训往往可以为未来的决定提供参考。当我们为机器人崛起和人工智能的影响而烦恼时，伦敦水上的士的历史可以启发我们如何缓解新技术所造成的破坏。
在多年里，伦敦船工一直是该市工人数量最多的行业。但是，有关船工不当做法的投诉，迫使议会在151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来规范这个行业。随后，1555年颁布了又一部法律，成立了船工公司(Company of Watermen)。
该公司现在的文书科林•米德尔米斯(Colin Middlemiss)承认，一些前辈吃的苦头很可能是自找的。“当年我们是相当不守规矩的人，”他称，“我们不反对在过河途中抬高票价。”（这种中世纪的做法奇怪地让人联想到如今优步(Uber)的“动态”定价。）
但是，在维护乘客权益的同时，该公司还充当了工人协会，帮助培训船工，并且捍卫他们的生计。
在后来几个世纪，无论泰晤士河上架起新桥还是建起隧道，该公司都会请求议会确保建设方补偿船工的收入损失。即便是2000年开通的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的建设方，也象征性地向该公司的慈善机构支付了一笔费用。社会红利成了技术进步的买路钱。“船工总是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米德尔米斯表示，“随着科技发展，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如今我们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双重力量，淘汰了发达国家很多传统工作，就像早期消失的船工职业一样。
尽管这两种力量都带来了很多全局性的好处，但它们也导致了局部痛苦。一些政治人士认为，这种痛苦正是造成英国投票退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这类选民造反现象的根源。
在英国《金融时报》最近一篇博客帖子（FT中文网已经翻译了此文，标题是《如何补偿全球化输家？》——编者注）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总结称，经济学迫切需要赶上失控的政治现实。“如何补偿全球化输家将是2017年宏观层面的大问题，”他写道。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最简单最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提供面向所有公民的全民基本收入，这笔钱发给每个人，无论他们的工作、财富或社会贡献。
2016年，一些人对这个构想重新产生兴趣，芬兰和荷兰进行了试点。6月，瑞士甚至就是否引入基本收入（所有公民每年得到约30000瑞士法郎（合30275美元））举行了公投，但是被高票否决了。一些硅谷人士也支持“数字分红”的构想。
支持推行基本收入的人认为，该措施将促进经济发展并重振社会，赋予公民作出人生选择的能力。这将有助于个人腾出时间抚养子女、照顾老人、为改行接受再培训。反对者认为，基本收入过于简单化、成本过高、针对性较差，而且会破坏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联系。往好了说，这个构想超前于时代了（即便不算疯狂的乌托邦式设想）。在经过适当调整后，目前的福利国家制度可以提供更有效的补偿机制。
白宫最近发表的一份有关技术变化的报告，提出了一份廉价替代选择的清单，从理论上讲这些选择更易实施。这份题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的报告建议，提高最低薪资、加强工会的议价能力、提供更廉价的住宿以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税收对象由劳动力转为资本，大幅增加职业培训和再教育的拨款。
该报告强调称，科技并非命中注定，现在放弃接近充分就业的可能性为时尚早。“问题不是自动化会让绝大部分人口无法被雇佣，”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写道，“相反，问题是工人缺乏与自动化创造的高薪好工作成功匹配的技能或能力。”
其中一些想法可能会得到唐宁街的认可。在英国退欧公投后，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提出要创建一个“造福于所有人”的经济。
不过，自特朗普胜选以来美国股市的上涨似乎表明，尽管当选总统的竞选承诺是帮助锈带遭殃的工人，但新政府执政下最大的赢家将是资本、而非劳动力。的确，特朗普提名的劳工部长人选是机器人的狂人粉丝、并且强烈批评最低工资制度。
新一届行政当局的策略似乎是让经济在大幅减税和支出增加的推动下强劲增长，无论这种增长带来的好处落在什么人身上。
无论这方面如何发展，都难以避免一个结论：为了社会稳定起见，我们迟早要想出更聪明的办法来补偿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