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全球化的年代里，华夏文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许多亚洲经济体如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 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都继承了不少的华夏文明，经济的兴起与华夏文明的价值观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在海外的华人族群为什么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日前，时代财智记者与著名宗教文化学者钟志邦教授面对面交流，听他阐释经济发展中的文明基因。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中各大文明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华夏文明中儒家思想的地位？
我首先要提及的是“世界文明”（World Civilisations）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在现今全球化的年代里，没有一个人或民族是可以独善其身的。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团结与达成共识。美国教授萨缪尔-亨廷顿（Professor 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认为最可能的冲突会发生在西方与伊斯兰两个文明之间，或是西方与华夏（儒家）文明之间。
今天世界的很多冲突，是由宗教所引发的，比如伊斯兰恐怖主义（Islamic Terrorism）。但是，文明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与价值观，也是冲突的根源。比如，西方的民主理念和人权观，与一些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加坡是一个民主代议制国家，但也同时强调适合亚洲国家治国之道与发展之路的理念。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先生的时代至今，儒家思想（Confucianism）在一定的程度上一直被当作是社会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去是似乎是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再仔细去审视就会发现，这个冲突主要是基于很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经常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我们当如何客观地看待华夏的文明呢？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大概有3000年左右。在几个世界古文明中，埃及文明是比华夏文明的历史还更长远的，约有4000年之久。其他几个古文明分别是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曾创造了一个词语，叫“轴心时代”（Achsenzeit）。它是指公元前大约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人类文明。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和灿烂的文明，包括宗教和哲学，都产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有孔子（Confucius）、老子（Lao-Tzu），印度有不少哲人如释迦牟尼（Shakyamuni），希腊有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犹太教（Judaism）伟大的先知和智者也是在这个时期兴起来的。
华夏文明作为其中伟大的古文明之一，后来也在各个方面影响了日本与朝鲜。在1980年代兴起的“亚洲四小龙”— 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继承了不少的华夏文明。有不少文化和经济学者都认为，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是和儒家思想与价值观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的。
记者：您又是如何看待基督新教文明和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呢？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Christianity）的新教（Protestantism）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回答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随着基督新教的发展而出现的。根据“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财富不是自私地满足个人的贪婪和需求，更是为了帮助他人高度发挥和实现他们的天赋和潜能。所以积累财富和投资商业就成为一种需要向上帝交代的责任。结果就关键性的激发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及其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从17世纪的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开始以及接下去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到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比较短了。日本可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这是因为日本在150年前，就开始全面学习先进的西方，发动了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 (Meiji Restoration)。日本的经济为什么会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取得成功？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rl）教授曾在1979年著作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他认为就历史而论，日本的经济成就除了跟中国，特别是在唐朝，有密切的关系之外，更是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那个划时代的结果。尽管整个国家在二战期间消耗巨大，日本现代化的精神，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存在。所以上世纪60年代还是能够在二战的废墟上实现经济起飞。
新加坡也是一个亚洲国家经济取得成功的例子。虽然我们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很多政治和司法构架与体制都是袭承自英国，我们并没有全盘照单全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也同时秉承了基要的亚洲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思想中那些积极的因素。在不同的程度上，韩国，台湾，香港和中国也继承了一些类似的文化传统。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华夏文明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华夏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其延续性（continuity）和内部的一致性（consistency）以及共性（homogeneity）。在四大古文明中，华夏文明可说是唯一延续至今，基本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秦始皇给中国的统一及其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等制度，例如职业官僚体系，文字和度量衡等的统一，肯定是一个关键性的开始。它让华夏文明能够在东亚这片面积巨大的土地上屹立，在人类文明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于优势地位。当然，这同时也造就了华人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和无知。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文明中心，其他种族则是蛮夷，是属于低级文化，甚至是没有文化的。
中国儒家文化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就成为正统思想。汉朝当时的强盛和这不无关系。但儒家伦理并未给予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直到近代清朝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外资才得以进入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涌现出了民族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太大的气候。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后，就尝试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生产，将中国改造成了一个关闭自封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直到邓小平于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为止。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为全球第二，可说是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它让继续崛起的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在一些领域有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趋势。
中国的经济今后的持续性是难以推测的。可以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从过去重量慢慢过渡到重质，以及社会对综合福利和环境保护的重视。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GDP的增速是在9%或10%之间，现在却已经已经低于7%了，虽然从长远来看，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放缓，也可说是一个健康的趋势。
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要持续增长，就必须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体制的逐渐改革。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政府采取了更强势的方式来来治理中国，是可以理解的。但与此同时，中国政权也必须主动并恰当地在民主，个人人权、言论自由等方面放松一些，因为长远来说，这是有利于中国今后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和为贵”固然重要，“君子和而不同”的宽大思想和心态也绝对不可忽视。
记者：海外华人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
除了新加坡之外，海外的华人族群在各地区与国家都是占少数的。可是，这些华人族群，却在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在经济的领域上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传统的华人文化与伦理价值观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核心的家庭凝聚力以及对教育的重视。华人在不利甚至是恶劣的环境中的勤奋与搏斗精神也肯定是一个关键的文化因素。应变的能力也是华人企业家的优点。在东南亚一带，有许多华人的商业和生意都是从家庭或家族开始的。面对着现代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以及管理方式和科技的改变，明智的华人商家也很快的跟着企业化的步伐走。
语言，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世界，所起得作用是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华人就比印度人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全球华人都有同样的“书写文字”，华语也是绝大部分的华人可以自由使用的。它也因此是华人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比起其他民族，海外华人学习和掌握英文和英语的能力，一般上也比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属于前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占优势。
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在印尼约有1000万，马来西亚约740万；泰国约850万；新加坡有300万左右。正因为华人在东南亚地区在经济上所占的特殊地位，包容的民族政策和公平地对待占少数的华人族群不但明智也是有必要的，不然就会造成整个国家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记者：新加坡，尤其是华族，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国家，它是如何塑造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它在这些方面的和谐，既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事实也是我们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各宗教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包容也一样重要。因为新加坡74%的国民是华族，所以儒家思想对这个国家而言也自然特别重要了。在对国家的忠诚，对友族同胞的仁爱，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婚姻的尊重等核心的价值观方面，儒家与基督教是非常相似的。
新加坡的华族与中国的在历史、种族和文化等方面是同一个根源的。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建国后，中国就不可能再是新加坡华人的“祖国”了。新加坡公民，不论是华人或是其他族群，也就只能效忠新加坡了。因此，当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出现分歧的时候，新加坡华人的选择是很明显的，虽然他们与中国的“情意结”还是会存在。不但如此，当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有矛盾或冲突的时候，以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的选择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持守“中立”在理论上是客观和正确的，但在感性上要完全“超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最终按照国际法和其他公认的规则来处理国际纠纷，在一般的情况下也必然是新加坡的立场和意愿。
钟志邦教授简介
钟志邦教授出生于马来亚半岛怡保市，现为新加坡公民，受教育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英国伦敦，爱伯丁，牛津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现任中国北大，清华，复旦和香港中大客座教授。曾任新加坡总统宗教理事20年。钟教授的学术领域是圣经学，神学和哲学，近年来也积极参与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他最近在本地举办的两场关于儒学和基督教的讲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最新的著作是一套三册的回忆录《从南大到北大》。绘画艺术是钟教授的爱好，并曾多次获奖。他的画作收藏于多家知名银行、政府部门,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