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裕廊初级学院演唱新谣到创建弹唱人工作室，蔡忆仁沿着自己的音乐理想一路走来。图：弹唱人
《时代财智》记者： 张俊
2019年6月30日，30位各年代新加坡本地歌手首聚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用一场名为“城里的乐光”华文歌曲演唱会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聚会，表演者中最年轻的仅十三岁，而最年长的已逾八十高龄。将他们召集在一起的是与新加坡同龄的新加坡弹唱人工作室创始人蔡忆仁(Yiren Chua)先生。除了举办纪念演唱会，他的另一个梦想是将华语歌曲同华文教育结合起来，让新加坡的音符闪烁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
2019年5月29日正午，从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女校圣玛格烈中学（St. Margaret’s Secondary School）二楼大礼堂传出歌声朗朗。轻轻推开大门，只见舞台上六位年轻的“弹唱人”摆出一幅错落有致的造型，他们有的背着吉他，有的手持话筒，不一会儿就赢得了台下500多位中一、中二女生和教师的热烈掌声，原来记者刚刚错过了开场歌曲“新加坡派”。
坐在台下的蔡忆仁拿出手机，时而拍摄台上的演出效果，时而为小听众们的各种反应录影 — 这是他过去三年受新加坡教育部委托带领“弹唱人”们进入的第十八所学校。他的“弟子们”不仅能弹奏和演唱各类本地歌曲，还时而不时地抛出一个笑话, 或用幽默的口吻讲解一个歌词和歌名的含义。一位名叫廖欣仪的同学告诉《时代财智》：“我平时每周上八节华文课，但也很喜欢今天的活动。”
看得出，廖欣仪和她的同学们对当天的一些歌曲并不熟悉，但在“弹唱人”热情洋溢的表演中，不少人开始随歌摇摆起来，一旁的老师们也时而不时地与台上互动：从《我们这一班》到《城里的月光》，从《天黑黑》到《细水长流》……这场持续一个半小时的音乐分享会无疑让女校的师生们深深地被一个名字所打动：新谣。
新谣是新加坡明谣的简称，一种受到台湾民谣的启发，盛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本地创作歌曲。在蔡忆仁眼里，新谣是新加坡的文化名片之一，除了为同学展示新谣，他还邀请专家传授演唱的基本技巧，指导作词作曲，并最终让学生们能够独立创作新谣，参加一个名为“新空下”的全国学生新谣歌唱及创作比赛。
今年四月，“新空下”的演唱者和创作人齐聚一堂，在阵阵欢声笑语中，唱响了本地新生代新谣。来自南洋女校的14岁中三学生肖雯是2018年创作组（创意）的冠军。她从中一高级华文课文《雨树》中获取灵感，从而创作了充满浓浓爱国情怀的新谣《雨树》。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场《雨树》的演唱者，竟然是一位中四的印度族同胞阿米达。
活动主宾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刘燕玲（Low Yen Ling ）当时也到场为演唱者加油喝彩，并表示：“我希望这项活动能够带动学生们继续创作华文歌曲，继续传唱新谣，传承本土文化。”
从弹唱词到弹唱人
据蔡忆仁回忆，“新空下”的雏形来自于裕廊初级学院在1982举办的“夜在地下铁”新谣作品发表会。当时的参与者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陈佳明、巫启贤、刘瑞政等本地音乐人，从那时开始，新谣特有的创新精神和生活气息便逐渐形成。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就在“夜在地下铁”开办两年后，蔡忆仁也考入了拥有音乐情怀的裕廊初级学院，他继承了学长的传统，积极参与各类新谣演唱和创作活动，期间，他还结识了同样钟爱新谣的黄桂霞，两人日后终成眷属，共同经营弹唱人，并在日后与蔡忆仁的母校裕廊初级学院等携手重整新谣旧日气象。
说起弹唱人，就不得不谈《弹唱词》。
蔡忆仁（左三）、妻子黄桂霞（左二）以及弹唱人团队合影 图：张俊摄
随着时代的变迁，新谣在经历了80-90年代的盛行之后，逐渐移出了新加坡人的视线，而来自港台的各类流行音乐却日益盛行。对于这段转变，蔡忆仁认为是由行业和社会的双重影响所致。
“当时，巫启贤等一批新谣歌手相继步入而立之年，成家立业以及各种生活压力也接踵而来，这无疑对新谣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自八十年代开始，纯华校逐渐从新加坡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校教育。”
蔡忆仁的祖籍在福建，他对华人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学生时代，他对用全华语讲授的“公民课”印象最深。“在公民课上，我学到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孝顺、诚实等传统美德。”
虽然教育制度的改变让新谣经历了一段低潮，但蔡忆仁对华文和华文歌曲的情怀却有增无减。“人在风尘中，随风四飘流……”这首由华语音乐教父罗大佑在1989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弹唱词》曾走进过无数爱乐者的心田，其充满生活哲理的歌词更是被蔡忆仁铭记在心。九年后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过，整个社会正处于低谷，但蔡忆仁为了实现音乐理想，义无反顾地选择在这个缺少“天时、地利”的时刻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借用《弹唱词》将其命名为弹唱人。
五起五伏激情不减
弹唱人创办之后，蔡忆仁在武吉士（Bugis）开办了一家约1000平尺的“民歌餐厅” — 一种源自台湾的顾客在用餐之余还能能欣赏到本地流行歌曲演出的餐馆。蔡忆仁的餐厅大约只能容纳50人，供应的餐饮只是简单的小食和啤酒，最大特色当然时台湾流行歌曲。显然，蔡忆仁是想在新加坡复制台湾的“商业模式”，因为吴宗宪、周华健等不少港台歌星都是在民歌餐厅起家的。然而，由于当时民歌在新加坡的认同度远低于台湾，而新谣的追随者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蔡忆仁的民歌餐厅在经营了两年后被迫关闭。
在之后的2000到2003年，蔡忆仁先后在社区活动中心（Community Center）和位于珊顿道（Shentong Way）的啤酒花园（Beer Garden）通过多种方式继续推广民歌餐厅。然而，他在社区活动中心的店铺无法吸引到足够听众；啤酒花园的生意虽一度令他满意，但在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后，社会对于安全的顾虑使顾客数量骤减了三分之二，这让蔡忆仁的努力又一次无果而终。
经历三番失败之后，蔡忆仁选择了一个三年的重整期，期间，他总结经验，同时也开始尝试接洽举办各种新谣演唱会。2006年，他又获得机会在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的红点广场附近租下一处室内外民歌餐厅。这次的地段和人气都相当理想，但因为当时演唱会的经营已经有些气色，而自己无法兼顾餐厅业务，最终还是选择放弃。自那以后，蔡忆仁虽然把主要精力逐渐投入到演唱会的筹划，但也不错过再次开店的机会。2015年，他在义安理工学院（Ngee Ann Polytechnic）开始了其第五次经营音乐餐厅的尝试。虽然学校有着充沛的适合新谣文化的年轻消费者，但开业短短三个月后，他就因合作方的原因无法继续。
所幸，蔡忆仁开办民歌餐厅的坎坷并没有减弱他对新谣的执着，相反，他在音乐制作和举办个人演唱会方面的经验与日俱增，并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2014和2015年蔡忆仁携手巫启贤先后举办了“启贤刘文正”和“我的新谣时代”两场音乐会；之前的2011年他和《城里的月光》词曲作者陈佳明为了讲述新谣音乐人的故事，推出了首部音乐剧“记得说再见”；之后他还分别为陈升、罗大佑、伍思凯、刘家昌等歌星举办个人演唱会。
我和新加坡一样年轻
当然，刚刚落幕的《城里的乐光》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演唱会是他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总结，更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演唱会以30年代华人祖先开始落足新加坡这块土地时所听的歌曲为线索，重现了过去近一个世纪的音乐旅程故事，让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们在音乐中重逢。经过这次盛会，蔡忆仁已经默默地调整了他的事业目标，认为推广新谣的道路和方法很多，民歌餐厅只是其中一个。
“新谣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推广基础，我希望她能走得更远。”蔡忆仁表示新加坡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和一定规模的新谣词曲创作以及表演团队，与其它地区相比，新加坡的华文歌曲虽然曾经有过断层，但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其商业价值自然也不可小觑。
“譬如，林俊杰是一个外向型的歌手，他爱听很多国家的流行音乐，并自然地将其中的一些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这给华文歌曲的发展带入了新鲜血液，因此能让更多人接受。”
至于新谣和华文教育的关系，蔡忆仁的回答有些出乎记者的意料：“我不奢望新加坡能重回七、八十年代的语文状态，但我希望华人不排斥自己的母语。”
虽然新加坡华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并崇尚双语教育，但华文在社会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对此，新加坡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讨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情况，对华文教学提出实际可行的改革建议，以提高学生对华语的兴趣，并改善华文的教学法。
教育部长王乙康曾在今年表示，新加坡此时处在一个有利于发展语言学习的关键时机。新一代国人即便对祖籍地和母语的情感不如父母与祖父母辈强烈，但他们对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与身份有好奇心，因此“为语言学习注入新活力，特别是母语，正合时宜”。
新政策对于希望通过新谣推广华文的蔡忆仁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他告诉记者：“我和新加坡一样年轻，期待能为新加坡音乐走向世界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