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加坡来说，建国与开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为了1965年国家独立并在逆境中建立起的亚洲奇迹，值得欢庆；后者是为了英国殖民者在200年前登陆这个赤道以北100多公里的小岛，需要纪念。
为了纪念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在1819年来到这里，将其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贸易站，新加坡政府今年成立了开埠200周年纪念办公室，并通过一整年的展览、活动加深人们对历史的感悟，从而更好地面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和挑战。
过去半个多世纪，虽然新加坡政府励精图治，让一个资源匮乏的第三世界岛国一跃进入第一世界，但国家面临的挑战却有增无减。
在自然环境方面，缺少资源一直是新加坡的“短板”，炎热、潮湿的气候也是迈不过的一道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说过：“对于新加坡来说，空调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 如果没有空调，世界各地的精英们是不可能来到闷热潮湿的热带小岛安心工作、生活的。然而，即使有了空调，随着全球气候恶化，气候的适宜度也令人堪忧。“新加坡外籍人士指南”的作者艾莉森·小泽·桑德斯（Alison Ozawa Sanders）曾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人们必须习惯汗流满身。而且你的头发永远不会像你在家乡的一样。”
除了不利的自然条件，新加坡还面对由快速膨胀的人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新加坡在1960年代独立的时候总人口是190万，1991年，人口为260万，当年“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在主持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的远期规划时，制定了一个100年的规划，即到2091年的人口增长到550万。然而，新加坡2008年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00万，如今已逾560万，人口密度位列世界第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虽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外来的生活习惯、处世态度、价值观甚至口音，如果在当地扩散得太急太猛，不但容易制造新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紧张，也将冲击社会和谐。对于原本就需要小心呵护的本地多元宗教和种族关系，这种新添的变数必然不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所以，在肯定吸收新移民政策，保持门户开放的大前提下，国家也得因时制宜调整政策，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平衡点。
政治方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指出，新加坡身为小国，在双边谈判中自然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如果新加坡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局限在双边合作上，将意味着其无法享有多边合作所带来的双赢机会。因此，它需要改革并强化多边体系。
然而，面临美中两国关系从贸易战上升为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施压，世界多变合作的格局正经受重大挑战。新加坡一直以来都秉承中立的原则，不愿意从美国或者中国中选边站，但贸易战让新加坡左右为难。如果中国一带一路 （Belt & Road）项目发展得好，中国科技企业在新加坡开办业务，这势必会得到新加坡的支持，很多新加坡的建筑、工程、银行企业便会参与其中。
然而，一旦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制裁和禁运，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将会受到影响，同时还会牵涉到新加坡和一大批外国企业。 由于很多中国企业的科技研发资金都来自外国企业，人才资源也会关联。另外，倘若美国宣布制裁或禁运，也就标志着不能和上了“黑名单”的人或公司做生意，不能把技术卖给他们，而这将影响所有产业相关系统。
回首过去两百年，虽然英国殖民者曾把先进的法律、城市规划等理念带到这里，为新加坡发展打下基础，但殖民地文化的本质摆脱不了商人至上的价值观，并延续至今。两百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今非昔比，历史也许正在呼唤一种更伟大的精神力量去点燃前进的火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