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19年9月20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指出,亚洲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虽然都显著增强,未来前景可期,但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的不平等加剧、随着社会老龄化,几代人之间的鸿沟分化情况日益加剧,以及社交媒体也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加深,上述三项挑战都正以不同的方式破坏着亚洲社会的凝聚力。
王瑞杰建议,每个国家都应该按照各自的情况和民情来更新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并解决掉以上三项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正以不同的方式破坏社会的凝聚力,虽然新加坡并没有完全受到所有上述挑战的影响,也已经更新社会契约,可是新加坡并无法独善其身。
他说, 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社会老龄化都将加剧上述因素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最适合各自独特环境的公式,把社会和经济政策融为一体,让人人都不落单,重新点燃人民的想象力。
“ 除了加强国家的社会契约,各国还需要共同努力,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粮食安全和网络安全。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当前的情绪正在背离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就放弃它。相反地,作为领导人,我们的职责是共同维护这一制度,并让其他人相信,这(多边主义)仍然是最好的前进道路。”
王瑞杰是在今日受邀出席2019年新加坡峰会(Singapore Summit 2019)发表主旨演讲时,与来自世界各地政商及学术界的代表分享了上述三大社会问题,以及以新加坡的经验与各国分享,促请各国按照各自的情况和民情来更新社会契约,解决掉以上三大挑战 。
今年主题为“亚洲2030”(Asia 2030)的年度新加坡峰会是由淡马锡基金会举办,并获得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淡马锡的支持,将在明日于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新加坡峰会是新加坡其中最重要的年度活动,聚集了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商界和思想领袖共同就商业、金融和地缘政治等全球趋势,以及对地区和全球增长,繁荣与稳定的影响进行讨论。这里是分享亚洲对全球问题看法的关键平台,也是开发和分享公共,私营和人民部门之间更深层次夥伴关系的想法的平台。
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社会契约瓦解
王瑞杰在致辞时指出,亚洲经济成长占全球GDP将从2000年的26%,于2030年提高至40%,尤其是东南亚更会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是这并非必然的,因为全球经济再度走到了十字路口,从已开发经济体到新兴经济体,全球各国都正面临经济走缓的忧虑。
他说,今年的峰会主题是亚洲2030,这主题来得正合时宜,因为现在的亚洲经济实力和影响力都显著增强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到了2030年,全球三分二的中产阶级都将生活在亚洲,成为亚洲最大的消费群体。与此同时,亚洲企业的创新也正在重塑整个经济和科技格局。
然而,现在距离2030年尽管只剩下了11年,但是我们却很难对2030年做出有信心的预测。11年前,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疲于应付全球金融危机,当时候的全球经济一落千丈,可如今全球经济虽然已经从衰退中复苏,可伴随着复苏所产生的利益却分配不均。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法国黄背心运动(The Yellow Vests movement in France)和香港当前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活动。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倒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增长,以及年轻人的觉醒(disenchantment)。他说,这些都是那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做出强烈反对的结果。
“社会利益的分裂导致许多国家政府无法顺利获得支持并展开重大改革。因此,部分政府被迫提前举行大选、导致无多数议会的出现,甚至政府部门被迫停摆。这反过来导致了(民间)对政府和政治体系更加不信任,所有这些都表明维系社会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 。”
“ 不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全球经济再度走到了十字路口。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仍在继续,而受到一系列减税和优惠政策所提振的美国经济,明年或将出现衰退;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正在放缓,且总债务也已超过GDP的300% 。”
欧洲目前的经济疲软,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正在显现,而英国脱欧协议(迄今悬而未决)也导致当地情况充满变数。王瑞杰接着说,由于全球需求和投资者情绪减弱,也导致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除非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紧张局势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大家都无法经受这些挑战。
企业可承担更大社会责任
另外,王瑞杰说,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商业领袖都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恢复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重振国际体系。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还要为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服务,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和环境。
许多其他企业已经采取行动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并通过发起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倡议,包括在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促进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领域。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几十年来,大企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显著增长,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
然后,企业也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说, 既做公益的同时又赚钱(doing well and doing good)并不是自相矛盾的,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只要我们找到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途径,将有助于我们释放2030年亚洲的巨大机遇,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保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