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自2019年底从中国武汉市开始、最终演变成全球流行病的新冠状病毒（COVID-19），让一位尘封在历史长河几近被人所遗忘的“伍连德博士”（Dr Wu Lien-Teh）和他的“伍式口罩”，还有百多年前清末那场东北大鼠疫的英勇抗疫事迹重新被世人传颂。早在2006年由来自新加坡的王丽凤监制和拍摄的《伍连德博士传》电视纪录片亦被电视台重新播放。《时代财智》有幸与这位目前已经退休的女导播进行专访，述说拍摄往事，以期为读者拼凑出镜内镜外最真实的伍连徳博士。
文：叶爱云
2008年于新加坡电视台播出一共三集的《伍连德博士传》电视纪录片，是由王丽凤和另外两位同事从2006年开始筹划，实地走访马来西亚和中国共9个城市，获得伍连徳已故长女伍玉玲博士支持，前后花费约两年时间搜集资料拍摄而成的伍连徳自传式纪录片。
记者和王丽凤女士的访问就在今年3月下旬的某个下午，在东海岸路上段一间咖啡馆。下午三点半，她准时推开咖啡馆的大门，只见今年64岁的她身板依旧硬朗，高挑的身材，一头利落的短发，身着细横条纹七分袖打底衫外搭黑色西装外套，配上白色长裤和鞋子，浑身难掩英姿飒爽的气质。
外表看似强势的她，说话有条不紊，谈吐温文儒雅，她说，她早在2018年卸下所有职务，目前已经退休，不再是新传媒集团（Mediacorp）的员工，才能够随心所欲接受记者的采访，若是在之前，访问前将需要申请，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不过干了媒体这一行40年的媒体人，怎能说放下就放下呢，为此王丽凤在两年前，仍然以自由人身份，为新传媒集团监制拍摄了讲述启发人心的新加坡杰出人才的故事《筑梦》两部曲。今年初刚于电视台播出的《筑梦2》，王丽凤也以异于以往的拍摄手法，用拍摄纪录片的方式更深入剖析受访者内心的世界，而拍摄纪录片是她的强项。
从那里我们回溯至14年前，即2006年。王丽凤说，她第一次听说伍连徳博士的名字是从已故新加坡资深广播媒体人冯仲汉先生口中得悉，后来冯仲汉先生还是该部《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传》电视纪录片三部曲中，在幕后声饰伍连徳博士声音的配音员。
在冯仲汉先生的牵线下，王丽凤联系上了伍连徳与第二任太太李淑贞所生的长女伍玉玲博士。她说：“那时候别说我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不懂伍连徳博士是谁，就连曾经帮助中国消灭鼠疫，在医学上做过许多贡献，当地人也不知道伍连徳是谁。”
伍连徳—中国现代医学先驱
祖籍广东台山，堪称中国现代医学先驱的伍连徳，并不出生在中国，而是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现在的马来西亚槟城州）。伍连徳在1896年，17岁那年获得英女王奖学金从马来亚远赴英国深造。
王丽凤指出，因为伍连徳是广东人，出生在英殖民时期，加上后来前往英国留学，所以他除了祖籍方言广东话，就只会英文，并不会说华语。他的中文是在之后于天津任职的时候，聘请老师教导的。
从1896年到1902年，伍连徳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研究传染病及细菌学，之后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成为该院第一位华人实习生，后来也到过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实习和研究。26岁那年，伍连徳成为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即便拥有高学历，但伍连徳早年仕途不顺，除了被英政府告知殖民地出生最高只能当副医官，无法担正，让他多年在西方接受民主自由熏陶的心理造成了某程度的伤害。最终，他在1903年9月返回马来亚，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所研究热带疾病。
经过一年的研究生涯之后，伍连徳决定回到槟城开设私人诊所行医，也积极投入社会改革运动，除了挑战传统主张男子剪掉辫子，还办起禁烟协会，大力抵制鸦片，与英殖民政府的矛盾日积月累，也遭到了打击。为此，当1907年，伍连徳 28岁那年，清政府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发来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相当于副校长职务）的聘书，他毅然接受邀请，带着家人远赴天津上任。
1910年10月末至1911年4月中旬，东北发生鼠疫。到了12月18日，哈尔滨每天都有人死于传染病，传染速度惊人，在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下，甚至演变成俄国和日本用来威胁清朝政府的筹码。这两个一直虎视眈眈东三省的国家，企图以派医疗官员为理由，派兵进驻东北。疫情和外交情势告急，经清朝政府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伍连徳临危受命，获清政府委任为东北三省（即吉林、黑龙江和辽林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王丽凤指出，伍连徳喜欢摄影，在抗疫期间的许多点滴他都通过照相机记录了下来，尤其是如他所料在第二次鼠疫卷土重来的时候。他给伍玉玲留下了三本非常珍贵的相册，而伍玉玲就把这些珍贵的相片编辑成了英文版《回忆鼠疫斗士伍连徳博士》大型图片集。
“伍玉玲是一位很谨慎的人，她当时不是很肯定我的出发点，多次的拜访她都只是跟我说故事，大概在见她第三次的时候，她才把这本图集拿给我看，并把它送给了我，我当时就非常地高兴，并且更加有信心，也更加坚定要把伍连徳的抗疫事迹制作成纪录片，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这位鼠疫泰斗。”
无论如何，王丽凤说，上述图片集毕竟全部都是照片，而纪录片是需要活的影像。为此，她两次前往哈尔滨（黑龙江省会）看景，搜集资料，并见了相关人士后，才真正有信心开拍伍连徳博士传的纪录片。
“因为预算有限，我们行事必须很谨慎，确定了一切事情才能开拍。然后，在上述纪录片中，我们也访问了钟南山（中国抗疫专家），而那次我是拜托到北京工作的同事帮忙拍摄访问，之后在后期制作中结合进去。”
“至于为什么要访问锺钟南山，那是因为他当时是中华医学会的会长，而伍连徳是当年中华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做了两届秘书长，之后也当上了会长。伍连徳很勤劳，他努力把许多医学知识和学术资料以中英双语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且留下了许多的照片，为国内外的人在未来留下了许多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
除了在卫生防疫上的成就外，伍连德博士作为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还主持创办了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等20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发行医学刊物，完善了中国的医学教育，防疫系统和公共卫生制度，并力主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也是中国禁毒的主要人物。
王丽凤指出，其中，最令中国政府和伍连徳所骄傲和自豪的是，当清政府成功控制鼠疫之后，在沈阳隆重举办了有11个国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那次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主办国际学术型会议。灭疫成功的伍连德当然被推举担任大会主席。
根据记录，伍连德在防疫医学上的贡献，也使他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虽然候选人资料在当时并不公开，而是后人翻查出来而被发现。在那个华人作为英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年代，并没有华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先例，为此即便最终伍连徳并没有获奖，但能够被提名已经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他的贡献是一种肯定。
之后，在2000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纪念伍连德博士作为该院第一任院长，也为他塑立了铜像。
秘密解剖尸体查找鼠疫源头
王丽凤指出，接受西方医学培训的伍连徳，采用的是结合中西医的方式来抗疫。他除了将西方的口罩，经改造后发明了造价低廉，简单方便使用而被人誉为“伍式口罩”的中国第一款防疫口罩，还在那时候提出了旋转餐盘和使用公筷倡导分餐制的新颖概念。
第一次鼠疫爆发的时候，当时的医学家和科学家都坚持认为是老鼠把病毒传染给人类。但是，伍连徳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当时候东北正值冬天，老鼠并不活跃，该场瘟疫不可能是由老鼠所传染给人类。为了确定真正的原因，刚到哈尔滨的伍连德便抓紧机会，和助手带了检验器械，到客栈进行解剖。研究过细菌病理学的伍连德医生，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杆菌，确认证实了患者是患黑死病死亡。
“之后，伍连徳反复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旱獭（即土拔鼠）才是这场鼠疫的来源（它们才是鼠疫的宿主），是猎人为赚钱不惜捕猎生病了的旱獭，剥下鼠皮染色，这种类似貂皮的廉价毛皮在欧洲市场大受欢迎。在这个过程中猎人受到了感染，并在之后传染给更多的人。”
伍连徳当时还提出了另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新说法，即造成那场数万人死亡的鼠疫是腺鼠疫的升级版——肺鼠疫，那是人类流行病史上首次提出鼠疫分类的理论，他认为肺鼠疫的病菌可以通过感染者的呼吸道飞沫在人际间传播，他的说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弹和不信任。
王丽凤说：“当伍连徳认定造成大批人死亡的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后，他便不顾一切顶着被质疑的压力，果断采取加强防疫的手段，包括检查体温、消毒、动用陆军封锁疫区、征用火车充当隔离营、全民戴口罩，甚至上书清府破天荒焚烧染疫者尸体以彻底歼灭病毒。”
当时正值冬天，土地表层都结成了冰，根本无法土葬，许多人被迫把隐瞒病情并死去的亲人尸体丢弃在路边，引发了之后更广泛的病毒传染。“那时候，伍连徳便果断采取火葬的措施，因而出现了4000多副棺木一起火葬的壮观场面，也是中国迄今最大型的一次火葬。”
她说，一系列有效措施让伍连徳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成功扑灭了中国史上最严重的鼠疫之一。然后，百多年过去了，伍连徳当时提出的防疫措施至今也被证实依旧有效，也被许多国家效仿采用。
“但试想想，在百多年前，要推行一系列创新的防疫措施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他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就像土拨鼠所发出的声音‘不怕不怕’那样，让伍连徳不怕艰苦，无畏强权，勇往直前地抗疫，才让那场瘟疫顺利被控制下来，他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伍连徳曾经说过，如果旱獭发出类似“不怕不怕”的声音，就代表它们很健康，如果它们没有发出类似声音，就表示它们生病了。有经验的猎人在听到不怕不怕的声音的时候，他们才会捕猎这些旱獭，但如果它们没有声音，猎人们都会马上避开，以免被病毒传染。
王丽凤说，在抗疫过程中，伍连徳最担心的是人们的恐慌心理，因为那才是抗疫过程中最大的敌人。许多人生病了不敢呈报，因为害怕被隔离，隐瞒病情，才会导致疫情难以被控制。
“然后，对于伍连徳而言，他认为，土地是属于活人的，它不应该被死者占据着，所以他向来提倡火葬。为此，就连伍连徳和太太死后，遗体同样按照他的遗愿被火化安葬。”
在第一次成功消灭鼠疫之后，伍连徳获得清政府委任为外务部医官，并聘请他在卫生部当高官，让他掌握全国的保健事务和医院。但他婉言谢绝，以鼠疫还会再度爆发为由拒绝当官，并且决定继续留守东北防疫。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距离第一次扑灭鼠疫10年后，第二次鼠疫于1921年初在哈尔滨卷土重来，但是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加上已建立起防疫网和防控措施，第二次伍连徳在短短4个月内便基本控制了疫情，5月底疫情完全消灭了。第二次的死亡人数为9300人，远低于第一次的6万多人。
伍连徳这种相对异于常人的做法常常引起许多人的批评，但这就是伍连徳，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伍连德此前长期在东北防疫，深居北京、体弱多病的第一任妻子黄淑琼并没有随行。黄淑琼是新加坡杰出华裔林文庆医生（Dr Lim Boon Keng，1869年-1957年）的小姨子，也是辛亥革命先驱及砂拉越州诗巫“港主” 黄乃裳的次女。
黄淑琼是一位贤良淑德，精通中英双语的女子，且拥有远见卓识，对伍连徳的影响至深。伍连徳在后来抗疫成功，多次被时任政府授予官职时，也谨记妻子嘱咐，保持学者身份，终身不染政事。1925年，伍连德在获得黄淑琼的首肯下，迎娶了出生在东北的广东人李淑贞，也就是伍玉玲的母亲。
之后，伍连德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日本轰炸机将他邻近上海市政府的新居炸毁，当时的他看到家被毁，许多书籍和学术资料毁于一旦，为了家人的安全，他先带着家人到香港避难，之后再返回马来亚。
回到槟城后的伍连徳，在怡保开设了诊所，继续执业行医造福社会，直到1960年1月21日，在槟城亚依淡邹新庆路（Chor Sin Kheng Road）39号的新居中，因为脑中风突发而去世，享年81岁。
遗憾没有做英文版纪录片
无论是肺鼠疫，还是2002年末至2003年中旬那场非典疫情（简称SARS），或是现在的新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都是从动物身上传染给人类的疾病，且病菌都是能够经由呼吸道的飞沫，在人际间传播。
王丽凤表示，她虽然没有历经鼠疫的经验，但新加坡在SARS时期也有200多人受到感染，并有33人死亡。当时非典疫情在全球导致8000多人受到感染，774人死亡。她回忆道，SARS疫情发生时的点滴，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身为新闻工作者，肩负着为人民提供疫情第一手消息的使命，集团启动了防疫措施。“我们电视台新闻部门就分成了三批人，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地点办公，无论是上下班或吃饭，三批人都完全错开，多月来完全不见面，只是通过通讯设备联系工作，直到疫情结束为止。”
“我还记得，当时，生活过得非常紧张，新闻时间除了从半小时延长至一小时，电视还开始进行滚动新闻报导，所以时刻都在为播报最新的消息待命。然后，我们每一天开工之前，都必须先消毒键盘和电脑等设备，每天也需要测量体温，我们还吩咐食堂给大家煲凉茶，就是担心有员工因此病倒。”
王丽凤指向伍玉玲女士送给她的《回忆鼠疫斗士伍连徳博士》图片集。 “当时的我，在看到书中伍连徳博士各种抗疫照片，心理浮现许多的感触，就因为我也经历过SARS疫情，所以特别能够感受伍连徳博士在抗疫过程中的艰辛。”
尽管《伍连德博士传》开拍至今已经过去了14年，但王丽凤仍旧对没有制作一部英文版的《伍连德博士传》纪录片而遗憾至今，她说这将是她这辈子心中最大的憾事。
“2007年的时候，当我见到当时还活着的伍玉玲博士，我就应该做英文版，那么就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纪录片，可是基于预算有限我最终只做了中文版。”
伍玉玲是新加坡资深双语教育家，新加坡文化教育界名人，一辈子积极倡导英语、华语双语教学。1926年出生在哈尔滨的她，早年赴美国留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受聘英国剑桥大学，之后在1955年返回新加坡。
然后，伍玉玲也曾在新加坡师范学院任职和新加坡教育部从事英文教育培训工作，也是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RELC）的创办人。她收藏了许多伍连徳博士功绩的书籍、资料、照片和文物，她的家宛若一个伍连徳纪念馆，而她就是馆长。之后，伍玉玲于2012年，因为肺炎感染离世，享年86岁。
王丽凤说：“我当时是想说，先做中文版，之后再做英文版本，可是之后一直都筹不够资金，为此英文版的伍连徳博士传计划就一直搁置至今。当年，许多人并不认识伍连徳，就连当时的媒体发展管理局（MDA）在知道他是马来西亚槟城华人之后，对于我一个新加坡人要去拍他更加是无法理解。”
针对为什么不是马来西亚人来拍摄这部纪录片，王丽凤说，在1963年之前，新马本是一家，那时候伍连徳常常从北马南下到新加坡探望伍玉玲和孙女。然后，他和同是英女王奖学金得主的林文庆医生，还有宋旺相爵士（Sir Ong-siang Song，1871年-1941年）是好朋友，他们三人更被誉为是“海峡三杰”。
“此外，伍连徳与黄淑琼的婚礼也是在新加坡举办。伍玉玲在当年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毕业的时候，伍连徳更穿上了毕业长袍前来观礼。他在这里有很多老朋友，好像新加坡著名报人和作家连士升。所以说，伍连徳对新加坡是有深厚感情的。”
她说，身为媒体从业员，就是需要发掘这些鲜为人知或被人遗忘的故事，并且要有远见，新闻头条往往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刚开始的时候，她有找中国当地电视台合作，只是被他们一口拒绝了，因为他们当中仍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伍连徳是谁，也没有兴趣。
王丽凤接着说，当时需要拉队到海外拍摄，不过伍玉玲没有收取版权费，让电视台免费在纪录片中使用伍连徳博士的许多珍贵照片，让他们因此得以从中节省了许多的费用。
“当时为了避免全部是历史照片，也避免画面过于沉闷，我们采用新传媒的配音组，并第一次采用5.1杜比环绕混音系统，这是新传媒第一部采用5.1音效系统制作的电视纪录片。”
王丽凤指出，既然没有办法做英文版，上述纪录片也采取折衷的方案，配上了英文字幕，且每一句话都是由伍玉玲博士逐个字审查过的。“这是她自动请缨帮我们做的，当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家让我很感动，她对宣传自己父亲的英勇抗疫事迹是真正的不遗余力。”
王丽凤告诉记者，在她的计划中，如果要拍摄英文版的伍连徳自传，必须拉队到英国剑桥大学、瑞士日内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等，那些伍连徳曾经待过的地方，进行更深入的调研和拍摄，而不是剪辑现有中文版的画面加上英文配音，这样会更具意义。
“伍连徳曾经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修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而他的曾孙女刘珊伍（伍连徳长子伍长庚英年早逝，太太改嫁，所以曾孙女改姓刘）也追寻曾祖父的脚步，投身医学界。她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目前是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急诊医学部门的执业医生。”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随着伍连徳博士电视纪录片播出之后，王丽凤表示，市场上开始有人关注到伍连徳，而她也受到邀请前往槟城给当地人讲解伍连徳的事迹，之后当地人也发起了伍连徳协会；接着，王丽凤也前往哈尔滨和北京出席了纪念伍连德博士抗疫100周年活动。
最近，因为新冠状病毒和口罩争议，伍连徳的英勇抗疫事迹再度被许多人翻找了出来，顿时间大家都对这位把口罩带进中国的华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关文章在网上被大量传阅，电视台也把伍连徳博士的纪录片重新播放。
伍连徳博士的贡献不应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应该被世人永远铭记，这就是王丽凤想要的结果，而有心不怕迟，也至少给14年前拍摄的伍连徳博士纪录片划上了完美的句点，也算是功德圆满。
王丽凤背景
王丽凤1956年出生于新加坡，年轻时候在新加坡圣尼各拉女校（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及丹戎加东工艺中学（Tanjong Katong Technical School）和国家初级学院（National Junior College ）完成中学和高中学业后，便远赴美国知名的十大公立大学之一的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就读电视广播系，并获得学士学位。
毕业后，她在印第安纳州一家商业电视台WTTV担任技术制作人员兼电视导演，参与现场直播早晨及新闻节目，工作一年后她便决定回去新加坡发展。可是，她并没有因为毕业自海外知名大学，以及一年在海外电视台的实战工作经验而获得“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新加坡广播局前身，现在的新传媒集团）的青睐，在求职无门后，命运安排她去了香港。
她加入了当时香港第一家的电视台“丽的电视”（Rediffusion Television；亚视前身）在新闻与公共事务部担任导播。往后在香港的那两年，是她人生重要的节点，她凭借多部电视纪录片声名大噪。那一年是1981年，她凭借一部为纪念国际残缺人士而拍摄的 “A day is too long” （苦日何多）社会纪录片，在多个国际电视奖上大放异彩。
她先在西德柏林国际电视与广播Prix Futura比赛中，获得Transtel赞助的五千马克特别奖，那也是她人生第一个电视奖项。同年，此获奖纪录片也在纽约世界电视节上展出。
王丽凤也在香港遇到了她人生的灵魂伴侣，当时在丽的电视台担任美术指导的郑锦文，两人在1981年底回到新加坡。她在1982年顺利加入了改组后的新加坡广播局担任华文时事组编导，由于两年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她被安排拍摄《香港特辑》三部曲。
两年后，即1984年，她被擢升为华文时事组监制。之后，王丽凤也曾出任新加坡新传媒新闻私人有限公司总编辑、新加坡亚洲新闻台高级副总裁、新传媒董事经理负责管理朝阳频道（马来语）及春天频道（淡米尔语）和新加坡传媒学院院长。她曾经监制和拍摄过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纪录片，除了上述的《伍连徳博士传》获中国龙奖外，还包括荣获亚太广播联盟电视最高荣誉奖的《蜂鸟颂—陈瑞献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