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20年6月9日）只因领导一句话，“地摊”又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地摊”，这道中国城市的独特“风景”，着实满足了不少人的实际需求 — 从蔬菜水果到料理排挡，从生活五金到音像制品……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地摊上可见一斑。
但“地摊”也成为了盗版产品的温床，无证经营的避风港，食品卫生问题的代名词，更让不少执政者认为影响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于是，地摊的克星 — 城管出现了，并与小摊贩之间进行了十几年的对峙。
上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表示，“地摊经济“能拉动当地就业，他的这一表态让“地摊”突然又热了起来，而且成为了中国重振疫后经济的一大举措。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稳就业保民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受疫情冲击的时代下，“地摊经济”确实有可取之处，因其可以清理库存、拉动内需以刺激消费，并可为毕业生、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地摊经济”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秩序稳定。
随着各国逐步进入后疫情时期，如何提高就业、重振经济的确正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新加坡，政府已累计拨款1000亿新币“援助基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它的一项重点用途就是扶持中小企业和促进国民就业。
而相对于只有570万人的新加坡，拥有14亿人口，且深处美国各种经济制裁中的中国，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压力。
券商中泰证券4月底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实际失业率超过20%，失业人数为7千万；香港望正资产管理公司（Upright Asse）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估计，疫情可能让超过2亿中国劳工失业。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重启“地摊经济”被不少人视为顺应时代的举措，各地有关地摊的网络段子也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一张马云、任正非、刘强东等中国知名企业家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摆摊的汇总图。
然而，中国多家官方媒体却传出了“并不大力提倡地摊经济”的信号。
央视网、北京日报发文指出，中国的一线城市不适宜地摊经济，认为这是违背经济运行规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能“捡到一粒芝麻丢掉一个西瓜”。人民日报也发文称，“地摊经济，升温但不可发烧”。
除了媒体发文，北京、上海、广州等城管局也相继出台了管理措施，其中包括不允许个人摆摊；需要商户提前申请并由相应部门评估才能进入政府设立的集市或夜市，且只在指定时段开放。
这些媒体的报道和政府的举措，让人们对中国“地摊经济”的实际经济效益及负面影响展开了思考。
当前，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只有证件齐全的商户及原本处于经营状态的中小企业才被允许摆摊，而个人临时性的摆摊行为是被勒令禁止的。但是，某些中小城市却“会错意”，允许“全民摆摊”，让环境污染、交通混乱及食品安全问题“死灰复燃”。
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某超市将室内商品摆放至超市门外，吸引路人围观购买，一时间人潮涌动。而在武汉其他夜市区，某些因失业转行摆摊创业的底层老百姓，在一边躲避城管部门的巡查一边艰难谋生的过程中，是否只是充当了清理厂家库存的中介人？
此外，中国大连某夜市因环卫问题被勒令叫停，而北京市城管局正严查个人摆摊占道经营的行为。
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地摊经济“未必是治理经济衰退的灵丹妙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地摊经济“还得依仗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城市管理，否则，恐将成为转瞬又逝的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