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6日，新加坡）2020年，许多印度人甚至西方的朋友从未像现在这样担心印度的未来。近几年内，印度国内的政治、经济的迅速恶化，以及区域和全球地位的迅速衰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中，印度极端主义政治的兴起，使印度摆脱了尼赫鲁维亚世俗主义浅薄的表象。尽管执政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Bharatya Janata党（BJP）试图分化这些宗教矛盾，将国内当下的经济危机归咎于新冠疫情，但事实是，印度的内部和外部挑战比这种致命的病毒要大得多，而且要严峻得多。有些讽刺的是，长期以来一直将印度视为与中国抗衡的西方盟友们，需要对印度的现状负部分责任。
西方大国长期以来一直向印度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以遏制中国。然而，这些看似慷慨的国家却对印度教极端分子在国内和地区内的霸权主义熟视无睹，这威胁着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西方的持续支持使BJP执政党变得更加固执，因此，执政党犯下了一系列战略失误，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宗教、种姓和种族分歧。结果是，一方面印度在邻国中显得孤立无援；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对国内少数宗教徒以及达利特人（印度低等人）的压制，使这些处于边缘的人群感到深深的不安。这将导致，印度周围的邻国可能会因其大国规模而恐惧它，但永远不会尊重它。
西方大多数人不知道南亚的核心问题是“印度社会的结构和状况”。21世纪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和复兴主义运动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到教育、历史、实践科学、以及医学。印度教民族主义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V·D·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推广了“ Hindutva”（意为印度教徒特质）这一核心主义。
自20世纪初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大会党（Congress Party）党员一直试图将印度教的教义定义为宽容的世俗哲学，因为他们想在披着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外衣的印度次大陆中进一步强加多数派统治。这一做法却受到了当时的国大党穆斯林联盟主席，后来也成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的挑战和反击。
在印度迈向21世纪时，怀着对曾经文明古国的怀念和对国家统一的迷恋，印度教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印度教极端主义者BJP党派及其盟友——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民族志愿服务联盟（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和印度教大斋会（Mahasabha），他们宣称、传播并坚决拥护“印度是世界所有发明的背后原动力，只是后来被西方或其他文明占为己有”的理念。
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次大陆，为这片土地和原著民带来了宗教（印度教）、艺术、种姓制度、社会风俗和社会结构。雅利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优越的种族，这使得次大陆的原著民和部落处于边缘地位。困扰着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只是这种压迫的代表之一。
印度的冲突不是一条单线，而是多种矛盾的交织：印度/欧亚冲突，恒河/贾穆纳冲突，雅利安/德拉威冲突，南/北冲突，土著/外来者冲突，穆斯林/印度教冲突，素食主义者/非素食主义者冲突，高级种姓/低级种姓冲突，以及印地语/非印地语冲突。
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遭受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在地理上，恒河—贾穆纳平原和印度河平原之间存在鸿沟；东部地区的三角洲冲积低地，与拉杰普塔纳沙漠形成鲜明对比；北部的高山与德干高原也大相径庭。
在次大陆建立政治统一的第一位君主是阿育王（Ashoka），在公元前272-232年期间统治了印度次大陆大部分的土地。后来，诸如穆斯林统治者苏丹阿拉丁·希尔吉（Alauddin Khilji）（1290-1316 AD），苏丹达到鼎盛时期的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Muhammad bin Tughlaq）（1324-1351AD）和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 Alamgir）（1618-1707AD）的统治者们，都梦想着缔造一个由位于德里的中央政府控制的“统一的印度斯坦”，但是他们只是实现了这个梦想的一部分。
印度——由英国入侵者给予名字的这片土地，似乎是世界上最大的“裂州”。印度有六种主要宗教的信徒，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因此，印度不是一种文化，而是“无政府状态的实体”。
构成统治寡头的印度种姓是少数，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只有百分之八是婆罗门（印度社会地位中最高种姓），他们占该国所有私营和公共部门工作的一半以上。而较低的种姓-原始部落和达利特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职位中所占比例均不足。
根据印度人口普查报告，印度整个穆斯林人口约为20％，但由于政治原因可能低报了人数，实际这一比例很可能比报告更高。印度教种姓社会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种族隔离的社会结构，这对人类的良知和尊严构成了严峻挑战，国际法也禁止这种无意义的歧视。
的确，印度由于对过去辉煌的留恋而错失了未来。印度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统一在历史上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于1947年破裂。
BJP执政党领导人最近谈到了“另一个分区”。如果印度尝试在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使用以色列模式，将注定要失败。印度废除了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第370和第35-A条例，为克什米尔自由运动提供了动力，并使这一问题再次国际化。此外，印度计划在中印边境部署基建项目的举动使中国感到反感，也使印度陷入了困境。
印度社会现在遭受的苦难完全是作茧自缚。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帝国利益，宣传“印度”的神话，使之成为地理、政治、文化和经济统一的堡垒。
然而，从经济上讲，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印度的不同地区，例如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和东北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古吉拉特邦，东旁遮普邦，比哈尔邦等，或多或少都是自我维持的经济体。新德里中央政府从苏联中央计划的发展模式中汲取了灵感，剥夺了这些州的经济可持续性，目的是为粉碎这些地区想要独立的微弱力量。
农业资源丰富的东部旁遮普邦，能源丰富的阿萨姆邦，矿产丰富的比哈尔邦和文化层次高的喀拉拉邦最终都与中央政府进行了原始交易。印度以地区主义来攻击地区主义，以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
它还鼓励人们从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到人口稀少地区的重新安家，鼓励人口迁移。东旁遮普邦的分裂和哈里亚纳邦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创建贾坎德邦（Jharkand State）的目的是剥夺比哈尔邦（Bihar）丰富的矿产资源。
印度的工业格局高度扭曲，权力和和财富集中在某些繁荣和发达地区人们的口袋里。无论是阶级冲突，种姓战争还是彻底的分裂主义运动，印度承受了太多的“叛乱”困扰。尽管人们声势浩大地宣称印度有4亿中产阶级，但3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据一项可靠的调查，印度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该国74％的财富。而且，鉴于贫富差异越来越大，正如其前战略盟友——前苏联的“血腥革命”一般，印度正面临着瓦解的潜在威胁。在这种远离中心的边缘感的不断累积下，再加上西方盟友悉心编写、热情推广的“闪耀印度”的故事，在疫情的强光照射之下暴露出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形秽。BJP执政党重大的政策的失误，与中国的军备竞赛导致的国库虚弱，政体分裂以及新冠疫情肆虐，使印度成为21世纪一张“失控的牌”。
本文译自巴基斯坦报纸 Narrativews，第22页-25页，原文标题：仇恨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Hate）；作者：贾维德（Syed Hasan Javed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立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前巴基斯坦驻新加坡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