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务急剧增加危及经济增长和投资

经济学家们似乎最近才发现中国的债务问题。事实上，中国经济对低息信贷的依赖已长达35年，而现在这种依赖性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危险。
 
中资银行的新增贷款规模一直保持在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约30%或更高的水平。这些贷款中的约90%都被用于投资建筑、工厂、机械和基础设施，尤其是被国有企业占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都来自“在政府影响下的支出”。
 
信贷扩张使中国的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大多数评估显示，目前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200%-250%，而2008年时大约是140%-150%。
 
中国的官方评估数据要保守得多。中国审计署2013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55%（约5万亿美元），较2010年时增加了约60%。
 
审计署解释说，上述数据包含了约1.6万亿美元或有负债（也就是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在最坏情况下，政府只需偿还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20%）。这样一来，中国实际公共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就降至了39%左右。
 
但中国政府债务的统计数据可能并不完整，因为其中可能没有包括游离在中央财政以外的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央机构债务，而且可能也没有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国有政策性银行和特殊目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其中特殊目的资产管理公司持有从国有商业银行手中收购的不良贷款，而所有这些交易都是在政府明确或暗中的支持下进行的。
 
如果这些项目都被包括在内，那么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包括或有债务，占GDP的比重会更高，可能达到90%。
 
私人领域的债务也呈现出同样的增长态势。企业和家庭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达到约150%-170%，较2008年时的约100%-115%显著上升。企业债务急剧增加，占GDP的比重接近150%。历来被认为执着储蓄的中国家庭也增加了举债规模，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30%左右上升至40%-50%。
 
债务扩张与投资局限
 
尽管如此，中国的债务仍低于发达经济体，政府官员因此声称债务仍处于安全水平。但如果把所有债务都包括进来，中国的整体债务规模就很高，特别是与其他可比的新兴市场国家相对照而言。在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之前，很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率更低，人均GDP更高。
 
中国民营部门的债务水平也比发达国家要低，但比新兴市场占GDP 50%-80%的一般水平高出许多。家庭部门的债务仍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个人债务水平（占GDP百分比超过了100%），但也在不断升高。
 
企业债务水平高于发达国家（平均约为GDP的90%），且远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巴西不到GDP的100%，印度约为80%，俄罗斯约为60%）中的企业。
 
中国债务水平的增速也让人担忧。一些经济体曾经历过这样的信贷快速增长（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以及本世纪初的美国和英国），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已经经历了类似的债务扩张。从历史上来看，借贷水平这种持续的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是问题即将出现的早期预警信号。
 
另外一个量度是信贷扩张差额，也就是私营部门信贷增长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差额。研究发现，有33个存在信贷扩张差额的国家随后经历了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的过程，增速放缓程度通常至少为50%。在中国，自2008年以来，信贷扩张差额与GDP的比值一直高于70%。
 
中国的信贷密度（为创造额外经济活动所需的债务数量）已经上升。中国如今需要大约三美元到五美元的债务才能产生出一美元的额外经济增长，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说所需债务水平更高，要六美元到八美元。相比之下，10年前这一数值为一美元到两美元。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债务被用于收购已有资产，而这并不能直接提升经济活动水平。对新的实体资产的投资额已经降低至对已有资产（包括土地在内）投资额的70%左右，这与2008年的情形相比大为不同，当时这两组数字大致相当。
 
对新资产的投资大多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主要的一个担忧在于，很多这类项目不会产生足够的收入用以支付贷款利息或偿还贷款。在高速铁路、新机场和高速公路等方面的大量投资很可能被证明徒劳无功。过度投资已经在很多重工业行业造成了产能过剩，比如钢铁行业。
 
负债不值得骄傲
 
中国已从住宅建设的大规模扩张中受益，但目前却面临房地产过剩的局面。官方数据预计，中国未完工住房存量的价值占到GDP的20%以上。其中最恶名昭著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的“鬼城”，这座“鬼城”一度拥有可供一百万人居住的空置住房，大约是该区目前人口数量的四倍。另一个过度投资的例子是天津市，该市投资了逾1,600亿美元创建金融中心，投资规模几乎是中国最昂贵的工程三峡大坝的三倍。
 
债务不断增长，但所融资金经常投资于经济效益不佳的项目，这加重了人们对债务清偿的担忧。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2年公布的一份国家债务清偿比率研究报告显示，该比率高于20%-25%经常意味着金融危机的风险加剧。分析师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指标估计，中国的债务清偿比率大约为GDP的30%（其中11%用于支付利息，其余用于偿还本金），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而且，这些债务的很大一部分由土地和房产进行担保，而它们的价值依赖于信贷的持续供应和经济的强劲增长。
 
这些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短期债务，大约50%的贷款为一年期贷款。但由于中国的借款人很少有足够的经营性现金流用于偿还贷款，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债被用来偿还旧债，或对现有债务进行展期。当大量新债只是为了偿还现有债务，那么维持经济增速需要的债务规模就会不断增加。
 
令人的担忧的是，债务推动的投资创造了经济增长，但中长期内将导致坏账和金融问题不断增加。
 
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将繁荣时期的融资分为三个阶段，期间金融的结构性风险逐级增大。在对冲性融资阶段，收入现金流能够满足融资资金的还本付息要求；投机性融资阶段，收入现金流能够满足利息支付，但无法满足还本要求，这时债务需要持续再融资；而到了庞氏融资阶段，收入现金流既无法满足利息支付也无法满足偿还本金的要求，借款人依靠资产的增值来偿还债务。
 
中国观察家们现在担忧，债务绝对水平高企、借贷迅速增长、信贷密度增加、偿付问题以及抵押品质量或价值的变化可能将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即到达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
 
Satyajit Das曾担任银行家，并著有《极限金钱》(Extreme Money)和《交易员、枪与金钱》(Traders, Guns &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