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昆明恐袭案注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如一些评论所说，历史给这个事件的定位将会类似于美国的9.11，因为从这个事件开始，“中国版反恐”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反恐之路。
首先一点，当然是发生的地点和暴烈的程度。既然能发生在昆明，能发生在火车站，能一次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今后任何形式和任何规模的恐袭就都有可能。这就意味着，对中国来说，恐袭再也不是遥远地区的偶发事件，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第二点，是发生的时机。由于正值中国两会召开之前，这一恐怖事件从全国关注通过两会直接上升到全国表态乃至全国决策，舆论热点迅即转成为工作重点。“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根本还在争取民心，”张春贤书记在两会的发言中，已经给出了思路。
第三点，是西方的态度。西方的第一反应，一如既往，不承认这次暴力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西方各大主流媒体使用了各种变通修辞，就是避用恐怖袭击这个概念。虽然后来又勉强承认，但其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中国政府的反恐，不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反恐大局之内，中国所定义的恐怖主义，不被西方所接受。
上述三点结合起来，客观上已经宣告了中国版反恐的诞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认清中国版反恐与西方版反恐的相同之处和差异所在，稳步走上中国自己的反恐之路，并避开西方版反恐越反越恐的陷阱。这是事关中国反恐大业成败的大事。
西方版反恐的本质是捍卫既定秩序
和其他主义相比，恐怖主义看起来语焉不详、定义含混，其实这是假象。在西方政治家心目中，这个概念一直有着精确的标准，并不随便乱用。虽说任何引发公众恐慌的暴力事件都可称之为恐怖事件，但只有某一类带有明确政治意识形态的事件，才被承认是恐怖主义行径，范围很窄。
正如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所说，“一件事是否属于‘恐怖主义’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会引起显著的法律后果。这个词，从某一角度来说，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政治词汇。它可以一手结束所有辩论，将恐惧的程度拉到最顶端，并让政府在此名义下为所欲为。”
说到底，在西方眼里，真正的恐怖主义，就是带有颠覆当前全球秩序这一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暴力行为，由于全球秩序是由西方所确立并主导的，因此颠覆这一秩序也就是挑战西方领导地位。
换句话说，恐怖主义的内部定义其实是颠覆主义或造反主义，而全球反恐的背后意识形态其实是秩序主义或镇压主义。由于全球等级秩序和西方领导权这个事不便明说，毕竟联合国宪章中白纸黑字写着各国一律平等、尊重民族自决，所以只好用恐怖主义这么一个半通不通的名词代替各种旨在颠覆秩序的暴力抗争，同时用反恐代替各种旨在捍卫秩序的暴力措施，使用者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于是，西方联军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无论造成多大的恐怖、滥杀了多少平民，都不是恐怖袭击；而只要是明确针对西方全球统治、带有颠覆性的暴力活动，无论规模大小，恐怖与否，都是恐怖主义行径。所以，恐怖袭击其实并不靠恐怖程度衡量，也不以平民的死伤为标准，确切说，与伊斯兰教本身也没有必然关系。之所以一些典型的恐怖袭击事件带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文明冲突”的表象，无非是因为坚持秩序主义的西方正好都是基督教国家，而坚持颠覆主义的势力又恰好在伊斯兰国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在面对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时会采用双重标准。不用说，中国并不是西方统治联盟中的一员，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甚至是更大的颠覆，从根本上讲也是在动摇当前的全球秩序，也是在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所以，按西方对于恐怖主义的内部标准，所有针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性暴力袭击事件，不仅不是恐怖袭击，反而为西方所乐见，因为这些袭击起到了削弱中国力量、妨碍中国崛起的作用，客观上也就辅助了西方的秩序主义，相当于是一种“好的”恐怖主义。
既然另有一套关于“好的”恐怖主义的认定，当然也就有了双重标准，自六年前3.14直到最近的3.1，在所有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中，西方无一例外都是双重标准。其实很正常，一旦看穿了西方版反恐的本质，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处在西方双重标准之下的中国版反恐
就这样，由于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中国版反恐的特殊性。
对源自新疆的恐怖主义来说，无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如何，中国的国家行为即已构成了全球秩序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世界“麦当劳化”的一部分，甚至很多方面有过之无不及，中国政府在维稳和打击极端势力方面与西方的做法也并无不同。所以，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如历史上中原与西域、汉族与维族的关系等，仅凭中国自身的秩序主义立场，就已经成为了恐怖主义分子心目中的颠覆对象，就是打击目标，没得商量。
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版恐袭与反恐这一对立，与西方版有相通之处，本质上都是围绕着秩序的维护与颠覆。只要既定秩序中包含着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先发与后发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结构，那么秩序与反秩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一旦表现为暴力冲突，在秩序主义者眼中，就是恐怖主义。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政府在国内所实行的秩序主义，却又不能完全被西方全球范围的秩序主义所承认。因为国内的秩序主义实行得越好，意味着中国的崛起速度越快、力量增长越快，也就意味着对西方全球秩序的颠覆性越大，挑战性越大。
西方战略家并不傻：帮助中国反恐，就等于帮助中国建立秩序，在西方秩序摇摇欲坠的今天，这也就等于帮助中国颠覆西方，这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在他们看来，你中国左右逢源占尽了便宜，当年公开颠覆西方秩序，号召世界革命，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毛主义”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激进势力当做法宝；后来你又转为迎合西方秩序，全面接轨世界资本主义，并借助这一秩序提供的和平稳定赢得了发展机遇，赚足了“秩序红利”；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你也遭遇了反秩序主义的恐怖袭击，借用一下阿庆嫂之问：您老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啊？
中国版反恐将“被独立自主”
西方战略家没错，中国靠红色革命建国，至今仍是红色的人民国家，天生带有颠覆主义本质，在基于秩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恐合作上，不可能与西方完全合拍。这一次昆明恐袭，若不是袭击者公然滥杀平民，带有中东地区恐怖袭击的典型特征，西方是断不肯承认其恐怖袭击性质的。
西方不肯为中国版反恐正名，中国当然不能强求。况且，西方版反恐天生带有反人民的性质，甚至带有文明冲突乃至宗教战争的底色，中国也不可能与之合流。自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中国实际上一直持批评态度，也断言这种形式的反恐没有出路，只能越反越恐。中国的这种立场当然根据十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必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都是红色中国的经典理论，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恰恰就是这些颠覆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
既然深谙秩序主义与颠覆主义之间永恒斗争的规律，深信西方版反恐越反越恐没有出路，中国版反恐若再重复西方的老路，就成了知错犯错，全无道理。
如此看来，西方将中国版反恐拒之门外并非坏事，中国版反恐虽是“被独立自主”，却也必然要独立自主，毕竟人民国家不可能施行反人民的反恐，多民族的国家不可能施行制造民族仇恨的反恐，多宗教的国家不可能施行激化宗教对立的反恐，历史型的国家不可能施行割断历史联系的反恐。
这些特殊性，共同决定了中国版反恐必须走出自己独立自主的反恐之路。但到目前为止，路在何方，前景如何，还不很明朗。昆明恐袭案发生后，舆论哗然，各种说法涌现，很多建议着眼于改善新疆维族人生活处境，提高维族人社会地位，甚至于回味起新疆过去的田园牧歌、宗教情感，这种物质主义的或复古主义的思路虽无大错，但终归是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秩序主义与颠覆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
环顾世界，没有哪个地区还靠保留田园牧歌维持着和平稳定，也没有哪个民族只满足于接受物质收买。西方秩序主义几百年了，从暴力到金钱，从宗教到文化，各种统治手段都试用过，其中包含的所有历史经验，也都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版反恐能否避开越反越恐的陷阱，走上一条成功的反恐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正反历史经验的借鉴。希望在两会上看到更多的好思路。
（作者：文扬，新西兰《联合报》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