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李光耀代表了一个时代。无论是带领新加坡走出一条独特发展道路，还是在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方面，李光耀先生做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日前在接受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到2011年淡出政坛，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31年，担任内阁职务52年，在新加坡政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新加坡国父”。
新加坡地小人少，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建国初期，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跻身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其发展轨迹，被誉为“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非常不容易。‘新加坡模式’既符合新加坡国情，又符合时代特征；即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新加坡道路能取得成功，李光耀和他的领导班子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张九桓说。
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总理，还是蜚声海外的政治家。李光耀对于国际和地区局势被很多人誉为洞若观火，甚至被很多人当成对于未来世界的预言来读。对日本，他直言“太封闭，不看好”；对新加坡，他提倡“要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不与任何一个大国走得太近”；对如何培养领导人才，他的回答是“如果你生来是做领袖的材料，你会成为领袖式的人物，如果你生来迟钝，那就会迟钝一些”。
“李光耀国际视野宽广，对国际问题看法比较透彻，富有前瞻性。他对国际问题的发言，不管是人们赞同的人，还是反对的人，但都非常关注。”张九桓说。
身为华人，浸润过儒家思想，李光耀对中国是相当了解的。李光耀数十次访华，为中新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
1976年，虽然中新尚未建交，李光耀就以新加坡总理身份访问中国。“访华期间，他到各地参观，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李光耀认为道路对经济的发展很重要，建议中国把路修好。”张九桓说。
李光耀不仅重视同中国发展关系，而且还非常注重务实合作。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李光耀提出要把建设园区的经验带给中国，希望在中国建一个工业园区。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实施启动。如今，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合作经验，推广到其他合作领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也已经成为中新合作的一大亮点。中新合作体现出来的务实特点，这跟李光耀本人风格有关系。”
“李光耀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让我非常尊敬的人。”张九桓说。
李光耀，光耀人世间
另外，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凌德权表示，“李光耀，光耀人世间”。
他的文章这样写道，一个多月来，91岁高龄的李光耀先生病重的消息，牵动着新加坡人的心，牵动着中国人的心，牵动着“地球村”人的心。
3月23日清晨，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李光耀先生病逝的消息。这颗“新加坡之星”的陨落，在新加坡、中国和全世界引起了深切的悲痛和怀念。
李老先生走了。他结束人生终点，走进历史，载入史册。
“新加坡建国总理”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祖籍中国广东省，青少年时期目击了日本侵占东南亚的灾难时艰，成年后经历了马来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过程中的种族冲突以及合合分分的复杂变迁。1954年，李光耀与志同道合者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9年新加坡实现自治，36岁李光耀出任总理。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历史赋予他担当起新加坡首任总理的重任。1990年卸任总理之后，担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完全退出内阁。李光耀担任阁员的时间长达52年，是新加坡历史上最资深的内阁成员。
李光耀深谙东西方文化的异同，洞察世界风云之变化。他毕生一直在探索、开创新加坡建国、富国、强国之路。他创建了新加坡发展模式，制定了提升新加坡国际影响力的对外政策。他奇迹般地使新加坡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跻身到发达国家行列。
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政府政绩斐然，给国民带来了福祉。新加坡民众说，李光耀“是使我们这个弹丸小国驰名于世的功臣”，“他使我们深感自豪”。
确实，李光耀为新加坡建国独立奠定了基业，为发展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赞誉为“新加坡国父”。他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而且一直在新加坡政坛上举足轻重。
中新关系奠基人
从1976年首次访华开始的39年间，李光耀共访华30余次。李光耀曾表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5年李光耀访华时曾说，未来30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会把世界的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而中国的复兴仅靠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化等软力量的增强。中国复兴在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通过复兴重现中国文化的辉煌，“打造一个21世纪版的中国文明”。
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李光耀认为，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谈及中美关系，李光耀建言美国“不要对中国那么敏感，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有助于弱化双边关系的对抗性。”
当代世界杰出政治家
李光耀从担任开国总理起，一直活跃于国际双边和多边政治舞台，遍访世界各主要国家，根据时局之变制定外交政策、调整对外关系。
他通晓英语、华语、马来语等多国语言，广泛结交各国政要。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前后，李光耀敏锐洞察时局变化大趋势，在推动建立东盟、东亚等多个地区合作机制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李光耀对世界各大国间的关系经常发声建言。他的见解往往被各大国决策者所重视。
李光耀外交政策被概括为“大国平衡”，即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对东盟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影响。
李光耀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对东西方文明和政治兼收并蓄的特点。但是，他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他一直不理会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的指责，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
急流勇退，晚年安排身后事
1990年，年近七旬的李光耀急流勇退，辞去总理职位，交棒给吴作栋接任，让位给年轻一代。2004年，吴作栋又将总理职位交给李光耀之子李显龙。
在 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之前，李光耀说，那些认为他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应当去医院检查下自己的大脑”。他以内阁资政的身份一直在为新加坡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发热发力。
2010年10月毕生相濡以沫的夫人柯玉芝辞世。人们依稀看到了“强人”李光耀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在悼词中说：“没有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我应该为她89年的生命感到慰藉。但今天在这个永别的时刻，我的心却无比悲痛。”
李光耀在年近九旬时谈及他对生死的看法：“生比死好，但所有人终究都得面对死亡。我89岁了，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与其陷入昏迷长期卧床，我宁愿选择快速离世。”——一位多么开明豁达的老人！
李光耀走了，走得坦然，走得无牵无挂。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李光耀精神”。
李光耀，光耀人世间。他名垂新加坡史册，名垂中新关系史册，名垂当代国际关系史册。
敢“斗”外媒的李光耀
此外，《新华网》上有一篇分析评论表示，敢“斗”外媒的李光耀。
文章中提到，虽受西方教育，但李光耀对西方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当他主政时，他不止一次与西方媒体过招、交锋，甚至对簿公堂，且完胜外媒。他对媒体，有自己的看法。
必控诉
2010年3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旗下《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一封公开致歉信，专栏作家菲利普·鲍林承认，所写文章诽谤新加坡政府领导人，承诺向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支付大约１１万美元名誉损失补偿。
鲍林在《同为一家人》的文章中把李光耀父子列入所谓“亚洲政治王朝”，暗示李显龙靠“世袭”上位而不是凭真本事当上总理。李光耀等三人在新加坡法院控告报纸和作者诽谤，最终胜诉。
这是同一家报纸同一名撰稿人第二次因同一原因公开致歉。早在1994年，鲍林就曾因一篇观点类似的文章被李光耀捉住把柄吃了官司。当年，《国际先驱导报》道歉赔钱后曾作承诺，不再重复类似言论。
皆完胜
细数李光耀跟媒体那些事儿，不难发现，自1965年至今，李光耀以个人身份诉媒体诽谤案件不下20起，无一败诉。全球领导人中，大概没有几人如李光耀那样频繁跟西方媒体过招，《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和彭博新闻社等大牌媒体无一例外对李光耀举了白旗。
1990年，《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文在一篇文章中指责李光耀治国“专断”。李光耀致信这名记者，邀他在伦敦举行一场面对面的电视直播辩论。对方没有“接招”，称李光耀应该通过报纸而非其他媒介回应。李光耀再次回信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未予刊载。随后，李光耀在《独立报》买下整版广告刊登这封回信。他说，提出质疑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的批评对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剑桥毕业、律师出身的李光耀懂法律，懂媒体，懂政治。面对外媒对新加坡领导人的恶意诽谤，他反应强硬，一招制胜。按他的说法，如果允许外国媒体“拉我的尾巴，掐我的脖颈而没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很快也会效仿”；如果新加坡政府不回击应战，本国民众就会认为“领导人不敢辩驳或者辩不过对方，从而不尊重我们”。
传理念
多年以来，西方媒体从未停止对新加坡政治自由的批评。以本国法律维护人格尊严、与外国媒体交锋，显然要比其他行政手段高明有效得多。这正是他实用主义思想在实际中的运用。
李光耀曾说，如果外媒诽谤新加坡领导人，政府可以禁止报纸在新加坡发行，还可提起诉讼。他懂得审时度势，拿捏轻重，胜券在握，因为“世上不仅只有你（外媒）一个聪明人”。
外媒的诽谤、西方的批评，从未动摇李光耀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他认为，美国和欧洲把自己那套所谓人权、民主标准强加于世界，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他对“亚洲价值观”的笃定信念和长期践行，才在短短几十年间构建出一个秩序井然、经济发达、文明富裕的亚洲“微型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