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多年，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商业是最大的慈善（公益）。”引用者甚至为它贴上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或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标签，以示权威。这句话究竟是不是或者到底是哪位大师先贤所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在转述这句话时，有不同的含义和诉求。
企业家这样说，表面的意思是：我解决就业了，提供产品或服务了，还交税了，已经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言外之意则是：我为什么还要做慈善呢？
商业自有商业的价值，笔者无意否认其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若是因此而认为商业可以取代慈善（公益），则是对后者的无知。首先，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公益）涉及面很广，除了常见的捐赠和志愿行为，还包括社会服务、公共产品、政策倡导等内容。其次，开展慈善（公益）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正是商业手段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即“市场失灵”。最后，企业家给员工发工资也好，向税务局交税也罢，都是在法律框架内的应尽义务，与是否要做慈善（公益）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而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不仅要看利润指标，还要看其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商业的从业者这样说，表面的意思是：赚钱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的表现，等于对身边的人做了慈善；言外之意则是：如果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努力工作赚钱，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社会不就和谐稳定了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忽视了人类社会的不公平性和不确定性–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无人照料，还有那么多出生在战乱、贫瘠之地的儿童没有生存的保障、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此起彼伏的瘟疫、战乱、饥荒、自然灾害，更不用说无节制的商业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人为破坏。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人，独善其身远远不够，应该有兼济天下的胸怀。
笔者的一位律师朋友，在热心处理了多起慈善界的官司之后，私下里抱怨说：其实，慈善行业象所有的行业一样，是个江湖，甚至更江湖。既然同样劳心费力，为何不投身更加赚钱的商业呢？我对他说：从个体生存的角度，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商业绝非万能，慈善（公益）不可或缺，这个江湖是一定要有人来闯的。慈善（公益）行业的净化和提升，恰恰需要一大批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参与，否则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还有一些对慈善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样说，表面的意思是：商业的效率更高，作用更大；言外之意则是：与其浪费资源做慈善，不如集中精力把商业做好。
在笔者看来，造成行善低效的原因很多，如：慈善机构的专业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当地政府的不当管治等。但这一切不应该成为抵制慈善的理由，而应该成为改良慈善的动因。商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为此可以穷尽一切手段，效率必然很高，但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至于那些无利可图的事情，其结果一定是无人问津。
纽约大学教授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其著作《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写道：“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达2.3万亿美元，却未能给每个儿童12美分让死于疟疾的全部人数减半，未能给产妇3美元让500万儿童免于夭折，未能给贫穷家庭3美元以购买蚊帐……然而，就在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能设法把900万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送到读者手里，书店即使出现缺货也能迅速补上，而整个过程无须政府的干预，也并没有什么关于《哈利·波特》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国际社会一方面演化出高度有效的系统，来为富人们的娱乐服务，另一方面却无法给濒临死亡的儿童12美分，这种对比令人痛心。”作者以商业行为的高效率来反衬国际援助的效果不佳，借以表达其不满之情。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客观现实，这也正是慈善要向商业学习的地方–行善的人应该有的放矢地捐助、一丝不苟地策划、客观审慎地评估。然而，这个事例并不能证明商业比慈善更重要，或者商业可以取代慈善。否则，为什么不见商人们动用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把疟疾疫苗送达非洲儿童，把药物送达非洲产妇呢？
当我们运用商业逻辑来审视慈善（公益）以及运用慈善（公益）的逻辑来解读商业时，各自都应该多一些谦逊、审慎和包容。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才能更好地让这两股力量交融，促进慈善（公益）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近年来涌现出的社会企业，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是商业和慈善（公益）的理想化组合。一方面，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却又追求财务上的盈利；另一方面，它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却又通过商业的路径来实现。社会企业不是为了使富人更富有而是为了向穷人提供帮助；不是为了生产销售产品而雇佣员工，而是为了雇佣员工而生产销售产品。社会企业在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和追求服务质量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也是使慈善（公益）大众化的有效方式。当然，社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也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尴尬，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