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设定了加快法治的目标。领导层致力于推动将显著影响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全新法制改革。这项举措或特别有助于推动商业和监管方面更强的透明度及可预见性——这一众多企业的关注点。同样的，这种对法治的重视，将有助于确立反腐运动的法律架构，以及改善应对官僚主义问题的架构。政界、学界和商界就法治的重视所带动实质的改变，以及建立更具预见性和透明度的经济与社会法律架构进行分析和看法。
2014年，中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问题，政法委工作升格为由总书记直接分管，同时通过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法律系教授贺卫方（He WeiFang）在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5》上分享了他对依法治国的个人意见与看法。他表示，遇到不少经济学者与政治家，谈及中国的未来都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是，他却对中国法制与法治现状到困惑，因为没有良好的法治保障，如何会有良好的经济展望？
“如果在三年前举行与中国法治相关的论坛，我相信许多更加乐观，因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新领导上任之后法治有大的变化，可惜实际上对前景是越来越‘忧郁’的情况。中国方面对新闻自由、现政、司法独立和改革，在他看来，仍然没有做到另人特別兴奋的发展。”
中国法治指数全球排第71位
他指出，由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缩写ABA）联合国际律师协会、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律师组织发起的“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在6月2日发布的“2015年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2015 World Justice Project Rule of Law Index），中国法治指数为0.48，低于全球平均值，在全球102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71位。
根据该指数“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范围为从0到1，1代表最遵守法。若再往不同方面看，中国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公开政府和基本权利方面的得分则处于更低位子，在全球102个国家与地区的排名分別是第87位、第87位和第99位。
贺卫方举出一个小插曲。有一回在中国看到一份报纸，长篇大论报道揭露一所律师行的律师犯罪，这可是在没有审判或法律启动的情况之下，只是警方逮捕，就能大篇幅报道，所以在个人网络空间发表了一些批评，惟，文章不到两小时被删。那时，他一直纳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人们期待的法治变革没有发生？
针对问题所在，贺卫方认为主要是因中国改革开放综合性后遗症，或是叫“邓小平后遗症”。虽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社会，法治也有所进歩，不过却没有把法治建设最密切的政治制度深层方面，如两个政党制度的合理化，而且邓小平在一些敏感课题上的观念相对比较保守。
如果往深层观察，中国法治建设的困难与历史息息相关，领导保守不肯触碰历史敏感处。另一方面，历史上的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有鉴于历史没有得到完全的展现，所以贺卫方认为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法、法治无法得到全面开展，如此也没法得真正的推动宪政的概念于全国上下，难以助于形成法治社会。
他进一歩说：“虽然中国领导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不过同时又强调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必须强调党，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生活、社会，对各领域的控制，这些层层面面，看似可以结合，但却是艰巨的任务。”
不过 ，贺卫方希望日后中国能出现更多提高司法效率的专门法院，专门处理如知识产权、行政法等，来克服中国行政权力和党的权力对司法的控制。
建立法治与经济两者关系大
对于法治的新气象，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Wang Zhenmin）不讳言，这是法学院与法律界真心希望看到法治有大改变，而这也不是新鲜的课题，若现在觉得法治没希望，言之过早。此外，有四大方面的任务正在一歩歩地落实。
第一、建立法治与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比如: 一个人有100亿元，投资在新加坡与中国上海的分別在哪里？以前在上海，做生意需要认识很多领导干部，要花钱办不少饭局之后，才能谈生意。在法治改革之后，不需要再认识干部或领导，需要的是一切与投资相关的文件与找律师处理即可。如此，也是法律界期盼看到商业友好环境，有利于外资的驻扎与中国商业发展。
王振民接着说出第二方面的落实，即是法治对政府的影响。 他说：“在过去，‘领导就是法律’，现今则是‘法律就是领导’。而且要有一个政府权力清单，政府部门不能给自己的权力过大，与此同时，清单必须列印出来，让所有人民知道政府的权力范围，这样就是让法律规范政府的权力。”
至于第三方面， 是司法的独立。他表示，以往解决纠纷就是靠关系、找人等。司法判决也如此，要内部审核，法官还得请示法院院长、司法委员等，现在谁审谁下判，如此大的改变反而让法官不习惯。
“第四，是共产党的影响。一般上，一些地方局长可能依当地党委的决定为企业担保，这已是触犯法律，需要坐牢。这就是法治改革，共产党也在法律范围内的亮点。我期待法律法治的新常态出现，让法律可以保障每个人。”
犯罪学理 贪官至少有200万名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普通法中心主任何家弘（He JiaHong）特别认可王振民教授所说的靠关系，不少人在此之前都很忙，忙着交朋友、打好人脉，这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社会文化。
他表示，社会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再加上重人轻规、阶级观念、送礼成风等。“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弱化，那些无视规则的人视作有魄力，善于回避规则的人视为有能力，进而致使腐败必然在社会中涌动。”
“我认为，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造成手握权力的官员在不同的诱惑之下，比较容易犯罪，所以我强调中国贪腐问题对建设法治社会的挑战。”
他继续提及，中国政府一方面是在强调法治，但是在处理一些贪污腐败案件的时候，却得仰赖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委员会。据他个人分析，现在查办的“大小老虎”数量，不能全面反映出中国腐败犯罪的真实情况，因为还存在一些“黑数”，他以犯罪学理论预计，中国至少有200万名贪官，这可是得耗上许多时日才能调查和发现的，所以唯有在制度上的漏洞做一番填补，才能长远根治贪腐问题。
更透明营商环境有利发展
与此同时，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Covington & Burling LLP)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 在会上表示，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同时在监管方面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商界对中国的看法。
“通过反腐败、反垄断、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措施，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领域积极执法力，可以看出中国努力改进监管机构，使经济更能够专注于市场。”
夏尊恩感到，现在的中国越来越愿意表达自己，也更自信。在经济的监管、投资和企业的监管方面，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杜骁勇(Mark Duval)在会上，表示欢迎中国法治的改革，不过他指出，中国美国商会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的信心指数有下滑的趋势。他指出，调查分析有65%的受访中国美国商会会员认为中国“立法程序缺乏透明与清晰”。
“另外，虽有85%的受访会员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的执法取得进步，但有约80%的受访会员认为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缺乏有效率执行。由此来看，法律缺乏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是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就是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在法治、市场准入、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四个方面有所改变。”
他表示，中国与美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不会改变，一项商业环境调查显示，中国依然高居投资首选地的前三名。不过，他相信在一个更透明的营商环境，对外国投资企业有利之余，对中国的企业同样有好处，得以促进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