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街头做随机访问，问新加坡人一个问题：“新加坡的事情是谁说了算，男性还是女性？”答案不会太出人意料，女性会说“新加坡总体而言还是男人说了算！”男性会说“小时候是妈妈，长大后就是老婆”。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新加坡《妇女宪章》不仅极大地消除了性别歧视，而且还赋予了女性崇高的社会地位。可是，到底今天的新加坡，女性是否已经在社会空间里成为和男性地位对等的“话事人”了吗？
“我个人强烈认为新加坡企业董事会应当吸纳更多的女性董事，过于同质化的决策者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往往会有巨大的盲点存在，因为优秀的他们都相互之间都太相似了，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模式，所以不会觉得盲点会是盲点。如果有女性的参与，决策的考量会周详许多，”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的兰德尔•嘉骆（Randel S. Carlock）教授对记者说。他在新交所（SGX）多元化行动委员会（Diversity Action Committee）为上市公司女性董事做培训，最新一期的课题是“艰难的战略决策：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和责任”（Tough Strategy Decisions: The Board, Chair and CEO’s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商界：女董事比例缓增
“多元化行动委员会成立于2014年8月，目的是为了让女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拥有相应的席位。时任社会与家庭发展部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先生在“多元化行动小组”（Diversity Task Force）倡议的基础上建立了这个委员会，作为多方利益攸关方途径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以消除女董事人数不成比例的现象，”Wendy Tan Weng Yee女士告诉记者，她是新交所多元化行动委员会秘书处的副总监。
多元化行动小组是由新加坡国会议长哈莉玛（Halimah）女士当初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担任政务部长时所发起。这个在2012年成立的小组旨在研究我国企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中的性别比重，及其对企业表现和监管的影响。
政府的努力见到了成效。根据多元化行动委员会对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的调查，截至2015年6月，女性董事的比例小幅增加到9.1%，这个数字在2014年是8.8%， 在2013年是8.3%，2012年是8%。新的女董事提名数量在稳步上升，在6个月的时间内占到了总提名人数的12.7%。更令人鼓舞的是，在市值超过10亿新币的大型公司女董事的人数占到了24%，从2014年末的15.6%增加了8个百分点。不过到2015年还是有53.9%的上市公司自有男董事，比2014年的55.5%稍微有进步。
多样化行动委员会主席，时任新交所首席执行官博可（Magnus Bocker）表示：“今天董事会正积极参与进来。将最优秀的人才、新颖和多元的观点带到董事会会议室不再只是选择，而是有远见的公司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让人备受鼓舞的是，更多的大型公司正在拥抱董事会性别多元化。”
横向比较而言，新加坡上市公司女董事比例的提升空间还比较大。欧美（盎格鲁）国家比例是最高的一组，挪威为40.5%，英国为26.1%，澳大利亚为21.0%，美国为19.0%，新西兰为17%；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为13.2%，印度为12.5%，印度尼西亚为11.6%，香港为11.5%，马来西亚为10.2%，新加坡为9.1%；最糟的两个为韩国的2.1%和日本的1.5%。
“是否任命女董事，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观念和心理上的问题，因为目前在智力、教育、经验、技能各方面，现代女性和男性几乎不存在什么太大差异，又不是要去挖煤，她们为什么不能在董事会中取得相应的比例的位子呢，中国目前就涌现了很多女董事出来，和新加坡一样，都属于儒教国家，”兰德尔•嘉骆教授表示。
政界：越来越多女性从政
传统上，新加坡女性在国家政治和公众领域只是扮演了辅助角色。近年来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女性在公众领域展露头角，并且步入政坛。
新加坡国会里的女议员人数自1992年来也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早在1965年第一届大选形成的国会当中，原有三名女议员，然而在下一届选举中减至一人，1972年至1984年更是有12年没有任何女议员在国会。1985年之后才再度有女候选人当选，人数也逐年增加。
女议员方面，最资深的执政党女议员为梁莉莉（Lily Neo）医生，自1996年当选牛车水—东陵集选区（Chinatown-Tanglin GRC）议员进入国会以来，竞选次数达四次。反对党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女议员则为工人党主席林瑞莲（Sylvia Lim），她在2006年出任国会中第一位女性非选区议员，至今有两次竞选经验。
在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女性政治人物包括，社会发展部前代部长薛爱美博士（Seet Ai Mee），交通部前部长陈惠华女士(Lim Hwee Hua),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的符喜泉（Yu-Fu Yee Shoon），新加坡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Dr. Amy Khor Suan）等。还有女性成为国会的官位议员，代表女性的群体利益和保护诉求。在2015年新加坡大选过后，原本担任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的傅海燕（Grace Fu），升任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这是首次有女部长单独掌管一个政府部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从政的女性人数大大提高了，但是在政府部门和国会中的崭露头角的女性却为数不多。在2015年新加坡大选过后，在93位国会议员中，有22位女议，这包括20位来自人民行动党，2位来自工人党。政府中有一位女部长，还有七个高级政务部长和两个政务次长的职位都是女性担当。这在新加坡的政治史上，女性向前跨出了时代性的进步。
社会：新加坡女性挑战巨大
新加坡在1961年经国会批准了《妇女宪章》（Women’s Charter），这对新加坡的男人、女人、儿童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最大的功效是摒弃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的文明婚姻，同时为妇女结婚的最低年龄设限，必须至少18岁。在思想层面上，它改变了男女对婚姻的责任、男女关系的观念以及女人的社会地位。新加坡婚姻注册局（ROM）在同年同月同日投入服务。这部妇女宪章，在半个世纪前，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国会中，就是由国会女议员陈翠嫦（Chan Choy Siong，1934 – 1981）为妇女的未来仗义请命的。
但是即时过去在法律和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改善，新加坡女性仍然处于从属的地位，无论是职场中的机会，以及在家庭、教育和工作领域的待遇。既然新加坡女性在法律和政治地位上不处于劣势，那么那些没有取得成功的女性自己的错吗？其实，这个争论忽略了一个事实，女性内化社会中的自我态度这在程度上降低了她们的志向。即时大家认为当今是“开放”社会，但精英社会仍然阻碍那些想获得特殊需求和注意的群体。这是新加坡前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简丽中博士（Aline K Wong）在上世纪70年代的看法。
在亚洲，女性的社会角色在过去几十年里快速转变，从传统的“好妻子好母亲”，到能工作能休闲的职场女性。传统意识现在女性“反传统”和“再传统”的辩证关系中产生分歧和紧张。
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城市国家。女性一直要在形象矛盾的媒体印象中接受挑战，这不像在西方社会，鼓励女性解放自己。亚洲女性价值观一直在强化女性刻板的给予，美丽的外在以及逆来顺受的个体形象。这种冲突的信息在媒体广告中无处不在，从巴士到银屏，到商场幕墙，从报纸到手机，它们只是在告诉女性，如何拥有吸引眼球的而外表以及如何去得到这个效果。
根据一份新加坡的杂志内容的研究分析发现，杂志内容的美容广告、以及普遍使用洋人模特，期望给新加坡女性创造出一种不真实的期望，实际上这是不切实际的美容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广告剖析了女性内心的不安全感，集中在她们的体重，外在和性感。
当今社会，女性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和多元化的角色，但是在媒体的广告视觉中，她们还是落入家长似的权力结构的俗套。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新型的统一女性，在商业媒体中是以更性感，且更冰雪聪明的形象出现。这在新加坡更加令人费解，因为她们描述成被解放的状态然而同时又被分解和定义为与三面：体重，外在和性感。
这个现在可能的原因在于：新加坡仍是一个家长制社会，广告中的性别意识传达了男权社会的视野和示意；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受西方的消费和广告趋势影响，瞄准女性脆弱和身理特点；新加坡女性，尤其是那些职业女性，在新加坡社会和经济中面对着传统和当下角色中的平衡。
根据《三个潘多拉盒子》这本书，挑战职业女性的三个盒子就是：新加坡社会期望女性有创意，不仅在家庭中能成为好妻子好妈妈，也能成为多产的公司员工；新加坡女性成为职场一份子时，就注定了她们得面对的“职场和家庭”的矛盾；即使新加坡女性的教育水平已得到提升，但是男性相比，女经理人在数量上仍然偏低；
在新加坡的劳动力队伍中，女性约占42%，然而这个高比例主要由低职位低薪水的女性构成。根据2011年新加坡妇女地位的一篇文章，其中重要的分歧不是在于性别歧视或男女不等，而是相比男性，她们较低的教育水平和职场经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以及新加坡社会的家长作风和儒家特点。
新加坡女性要做话事人，我们的社会如果帮她们克服这些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