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日前在新加坡出席了由《时代财智》主办的“生意与公益”论坛，感触颇多。论坛的主讲者有两位：一位来自印尼国信集团董事长翁俊民博士；另一位来自中国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博士。
翁俊民博士与冯伦博士在“公益与生意”论坛上，探讨财富如何造福社会
两位都是商界翘楚，在各自的领域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此次论坛的主题并非传授探讨生财之道，而是探讨生意与公益的关系，以及财富如何为社会所用。
翁先生和冯先生所处国度不同，人生轨迹迥异，但是他们两位身上有着鲜明的共同点–担当与敢言。
先说担当。翁俊民在印尼从事了许多公益慈善活动。他创立的Tahir基金会为印尼当地的贫苦学生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为印尼各界培养人才。他还捐款2500万美元用于争取印尼在2018年杜绝小儿麻痹症。2011年，他捐款3000万新元给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最近，他又与微软创始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签署协议，由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翁俊民各捐资1亿美金，设立2亿美金的慈善医疗基金，用于在印尼及邻国根除脊髓灰质炎、结核病、疟疾、艾滋病防控及开展计划生育，这成为印尼当地最大一笔公益捐赠。
冯仑自2004年开始涉足公益慈善事业，先后发起或主导了6家公益性基金会，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阿拉善生态协会，世界最大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助机构–爱幼慈善基金会，第一家中国人在海外成立的公益基金会–世界未来基金会。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个重要领域，如：救灾、儿童救助、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几乎都留下了他的印迹。
其实，无论中外，企业家都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公众人物，也无可避免地承载着普罗大众的期盼和压力。然而，企业家如何同时扮演好商业角色和社会角色，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则绝非易事。翁、冯二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实践证明：以公益慈善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对于有担当的企业家来说，是风险最小也最具建设意义的一种选择。
再者，敢言。早在今年二月，翁先生曾在《联合早报》撰文《醒来吧，新加坡人！》，“希望能让一些失去方向的新加坡人反思、警醒”。在本次论坛的讨论环节，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多数新加坡人心胸狭窄，对于新加坡以外的事情关心不够。冯先生则在演讲中公开批评了中国某公募基金会的丑闻；在后来的问答环节，面对某知名媒体的提问，更是用“不顾事实，道德绑架”八个字回应。二人性格中的勇气与坦荡表露无遗。当然，这种敢言并非简单的批评与指责，而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担当的基础上，是一种真性情的表露，可谓“爱之深，责之切”。正如翁先生所言：“我对新加坡怀有特殊的感情。我关心新加坡的民生问题，关注新加坡的发展动向。”
最近，中国的企业界正在进行一场激辩：即企业家是否应该慎言甚至噤声？这究竟是生存智慧还是犬儒主义？对此，冯仑先生撰文《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表达了他的观点：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要坚守“三性”原则，即批评性、建设性、专业性。也就是说，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企业家不仅要敢于直言，更要善于建言。
通过这场思想的盛宴，两位企业家也是慈善家向我们诠释了财富的终极意义。那就是，财富来自社会，最终也要回馈社会。美国的大企业家卡耐基直至临终前才发出慨叹：“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而翁先生与冯先生显然早已参透此理，因此在致力于创造财富的同时，还在致力于用财富推动社会的进步。传统上，世界各地的华商均以勤劳致富著称，但对于社会的关注、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似乎并不突出。然而，翁、冯两位用他们的思考与善举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一代华商的形象，也让那些逐利忘义之徒自愧弗如。
两位来自印尼和中国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来到新加坡开展公益慈善，又选择新加坡进行这场对话。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他们胸怀世界的格局与境界，另一方面印证了新加坡作为亚洲财富中心和慈善中心的枢纽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特意安排两位华人企业家全程使用华语演讲并与听众互动，用意深远，耐人寻味。（《时代财智》刊）
专栏作者：
陆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