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习惯于设定全球趋势。但早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誓言“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之前，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确立了怀旧民族主义的风向。
特朗普著名誓言的中国版本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誓言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就在同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重返克里姆林宫就任总统，并启动了很容易总结为“让俄罗斯再次伟大起来”的国家项目。与此同时，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寻求用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辉煌历史来激励国民。
中国、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政治气候为怀旧民族主义的危险提供了明显的警告。在这3个国家，恢复国家昔日荣光的渴望，与政府推动的打击外部敌对势力并聚焦于反国家的“内部敌人”的运动交织在一起。
美国机制健全而且出版自由，这将让特朗普的怀旧民族主义很难像普京、习近平或埃尔多安那样打击国内政治反对派。但若是认为民主体制出于某种原因将不受较温和的怀旧民族主义者复兴的影响，绝对是错误的。看看日本、印度、匈牙利和英国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正引领一场充满活力的民族复兴运动。他表示将用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的精神来激励自己——19世纪的明治维新让日本成为了亚洲最强国。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起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在寻求让印度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唤醒人们对印度教昔日（有时具有神话色彩的）荣光的记忆。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留恋地看着他的国家在一战后丧失的领土。
接下来是英国退欧。怀旧民族主义也在英国退欧决定中发挥了作用。退欧派强调一个“面向全球的英国”，希望让国民忆起英国还是全世界霸主（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是由28个欧洲国家组成的集团的成员之一）的那个时代。
随着俄罗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全都拥抱某种形式的怀旧民族主义，人们会忍不住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因而不值得关注。但这样想是错误的。大多数老牌西方民主国家迄今还没有跟随这种趋势。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大多数欧盟国家没有屈从于民族主义。法国岌岌可危：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是典型的怀旧民族主义政党。但在莱茵河对岸，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党派依靠“让德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竞选成功。
在许多国家，刚刚站稳脚跟的怀旧民族主义仍是新生力量。在英国和美国，最成功的政客直到不久前还是高瞻远瞩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谈论建设“通往21世纪的桥梁”，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竞选口号是“希望和改变”。在英国，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反复提及‘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同时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将自己定位为适应当代社会、现代化的保守派人士。甚至连普京时代之前的俄罗斯，更感兴趣的似乎也是打造新未来、而非恢复昔日帝国荣光。
那么发生了什么？一个常见的总括性解释是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混乱效应，包括大规模移民和2008年金融危机，很可能让人们更加怀念那个更稳定、更单纯、以民族为中心的过去。民族主义者在一个国家复兴，可能鼓励其他地区效仿。特朗普称英国退欧激励了自己，他还毫不掩饰地对普京表示钦佩。
怀旧民族主义复兴的一个不那么严谨的理由是，政治和经济力量重心从西方向亚洲转移。人们感觉，美国的财富和全球影响力正在消退，这种感觉支撑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承诺。在中国和印度等日益崛起的亚洲国家，全球力量重心转移，激起了人们拾回在西方帝国主义时代失去的荣光、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的雄心。
用昔日荣光激发爱国热情，是全世界政治言论的标准内容。只有当沦落到杜撰和敌视外来者的时候，怀旧民族主义才会变得危险。在那个时候，彼此竞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爆发冲突的几率就会增加。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和中国民族主义在太平洋发生对峙的可能性似乎上升了。
怀旧民族主义者总是更容易聚焦于外国人的错误，而难以实事求是地看待本民族的复杂历史。无论是普京还是习近平都不愿讨论伟大开国之父斯大林(Stalin)和毛泽东的过失，就很能说明问题。看看昔日怀旧民族主义流行的时代，我们很难乐观起来。在上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Mussolini)治下的意大利追忆起古罗马的荣光，纳粹自诩中世纪欧洲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的继承人。
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历史确实能够激励那些渴望实现民族复兴的人们。历史也应该是个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