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经济数码化、气候变化、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给世界各国带来税收和财政挑战。面对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日益增高的医疗保健支出的压力，以及要保有新加坡对外的竞争力和经济活力，这加快了新加坡政府的税务调整进程。
简耀强博士（Dr. Ernest Kan）是一位有30多年经验的资深会计审计与资本市场的专家，也是德勤新加坡的前副执行合伙人（市场策略）。他首先介绍了新加坡的税收概况。在新加坡的政府支出中，约 80%来自税收，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其余 20% 来自净投资回报贡献 (NIRC) 。NIRC 是新加坡储备产生的长期预期回报的持续收入来源，主要是淡马锡15年前在海外投资，收入最小一半放入国库，最多一半用于政府预算开支。
新加坡的税制基石-消费税
这是15年来新加坡首次调整消费税。
新加坡的消费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始于1994年，当时的税率是3%。2003年，税率调高至4%；2004年调高至5%，2007年调高至7%。现在，政府决定在2023年，2024年，分别调高至8%，9%。
目前，世界上征收消费税的国家有：新加坡、日本、匈牙利、瑞典、爱尔兰、波兰、葡萄牙、意大利等，他们的税率不尽相同，新加坡消费税7%，日本10%，意大利22%，爱尔兰、波兰和葡萄牙23%，瑞典25%，而匈牙利高达27%！可以说，新加坡的消费税几乎是全球最低的。在上调后，9%的消费税仍稍微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均为10%。
简耀强博士以一枚硬币的两面来比喻财政预算案：收入和消费。如果需要增加预算案的消费，那么政府必须增加预算案的收入，而消费税可以帮助这方面的收入。随着新加坡进入全球老年化最快的轨道国家之一，相之带来的是医疗开支的压力。为了维持国人的医疗保健水准，政府必须做出决定调高税率。
基本上，消费税是基于消费而缴纳，多消费就多缴纳，消费少就缴纳少。这个税收是面向全部消费者，是“人人有责”地公平征收。在新加坡人以外，也勿忽略那些游客和外国人，他们在新加坡也缴纳消费税。
简博士说，“消费税看似只提高1%或2%，可是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效果却相对明显，因为是基于消费价格相乘得来。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直观的比例，在消费时就需要理性。”
在消费税上调的同时，政府也推出了66亿新元的援助配套，为国人提供帮助，用来减少消费税调高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简博士认为，调高消费税对富有者的相对影响并不大。比如，富有者购买一辆跑车，若他能够承担的起跑车的价格，已经属于消费能力强的群体，那么增加2%的税率，影响他的消费决定并不大。
简博士也提到，对于在电商平台或网上消费征收消费税，这次的财政预算还没触及。“不过，这是迟早的事。对线上消费如何征收消费税，尤其是对影响比较大的国家，都在展开讨论，主要焦点在如何确定产品的来源。这也是我们会计学界讨论的问题。”
财富税更要公平化
吸引投资和人才，长期以来都是新加坡国策的工作重点。为了吸引人才和营造亲商的投资环境，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调整，政府都是谨慎行事。
比起循序渐进地提高消费税，此次预算案针对财富税收的力度更为显著。
首先，在个人所得税方面，自2024估税年开始，新加坡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将从22%上调至24%。年薪50万以上，将增加1%为23%；年薪100万以上，增加2%为24%。这项调整将影响收入最高的1.2%的纳税人。对于年收入20万以下，60-70%新加坡人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在这个调整之下，将让政府增加额外1亿7000万元的税收。
有人认为，应该对高收入的富人，收入课以重税。不过，政府的想法更加高明。“杀富济贫的概念对富人不公平，这会影响高收入者对新加坡政府税务概念的信心。”简博士解释道，精明而富有的高收入者，通常会找办法来降低纳税，富人比穷人更有资源来找方案。新加坡的税制系统，强调公平化，因为每个人对国家的财政收入都有责任。对有贡献的国人，政府都要考量到。
然而，对于有消费能力的富人征收的财富税，尤其对豪宅，豪车的课税，政府毫不手软。2月的预算案中就宣布，屋主为非自住房产，包括投资产业，所缴交的房地产税，将从目前的10%到20%，上调到12%到36%。房地产税的累进税率也上调，使高档住宅拥有者的房地产税增加。去年12月，新加坡从调高印花税上出台降温措施，从高端房地产下手，对富有人士的高资产课税，是相对高效的对财富征税途径，从而促进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均匀分配。
虽然财富税不是税种，但是对于高收入富人，直接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产业税，以及间接的消费税，他们缴纳的财富税对新加坡贡献很大。目前，新加坡收入最高的10%的国人缴付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占所得税总收入的80%。
细心研究新加坡政府的税制思维，不难发现，看似推行累进式（progressive tax）的税率，但政府对富人的征税始终持谨慎态度，包括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等， 主要担心这会削弱新加坡作为投资和居住地的吸引力。因此政府转向征税面更广，也就是由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来分担的消费税，并补助低收入者来缓解消费税的压力，而实现累退式本质。
应对全球最低税率，仍然提高竞争力
除了采取措施增加国内税收，国际税收规则的变化也给新加坡的税务制度带来冲击，为了维持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做出考量。
亚洲各国都在争夺人才，但在人口、经济状况和经营便利性方面，新加坡与香港最相似，经常被视为互相竞争的国际都市。目前，新加坡的企业税（corporate tax）税率为17%， 香港为16.5%（略高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一半，英国19%、台湾20%、美国21%、印尼22%、中国25%），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
调高企业税，需要考量对竞争力的影响，甚至在连带效应下，可能对新加坡经济、尤其是周边的中小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2021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倡导了全球最低税率政策——，确保年收入最少7亿5000万欧元（约11亿1458万新元）的跨国集团在世界各国的最低实际税率都不低于15%。一旦集团在某个国家（或税收管辖区）的有效税率低于15%，其他国家（或税收管辖区）就有机会对不足的部分征税。
这个政策旨在阻止各国开展税率恶性竞争。新加坡一直以税务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可能已有一些外企在新加坡的实际税率低于15%。新加坡政府也在探究推出国内最低实际税率（Minimum Effective Tax Rate，METR）的可行性，以确保新加坡不因跨国企业在本国的实际税率低于15%，而将自己的征税权拱手让与其他国家（或税收管辖区）。
作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董事局委员，也是英格兰威尔士特许会计注册师（ICAEW）新加坡顾问委员会主席，简博士了解税制对国家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的影响。面对国际环境，新加坡在调整企业税背后的考量，就是要利用税务优惠政策维持新加坡对跨国集团的吸引力，成为吸引外资的亮点，继而鼓励跨国企业在新加坡聘用员工和本地支出。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简博士分享了一个有趣现象，在新加坡国会辩论，或传达国家重要信息时，有部长或议员会使用华文语言。这显示对华族文化的习惯的尊重和重视，照顾不同族群的需求。这可能是其他国家议会没有的现象，或许也是通过语言来提高国人凝聚力吧！
纵观今年财政预算案针对税务政策的一系列改变，感受新加坡政府的用心。延迟和分步调高消费税，在体恤普通老百姓的同时，也坚决表述提高税收的决心。细看之下，受到比较大影响的应是超高净值人士。但对他们而言，与很多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和财富税相比，新加坡的税务政策总体来说仍然具备竞争力。
政府在平衡如何增加税收、减低税收成本的同时，依然鼓励国人向上拼搏的精神，营造“扶弱济贫，携手前进”的公平社会。不过，前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如何应对国际税务发展、维持和提高新加坡的竞争力，仍需具有前瞻性的慎密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