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后，全世界都在尝试从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为出发点解读“一带一路”的内涵，这是一个中国于沿线各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互动的过程——比如中方悄然地将“战略”（Strategy）二字换成了倡议（Initiative），以消除外界的戒心。此次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5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一带一路”非中国一家之路，而是如互联网般的开放性系统工程。
中国—亚细安商务协会联合主席许宁宁曾表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重大倡议，而应少提其为战略，这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易被各有关国接受、响应、支持、配合、合作，益于倡议的实现和推动其建设，减少建设中一些国家设置的阻力，减少一些国家合作的政治顾忌，照顾各有关国舒适度。
“一带一路”遭遇的误读
目前“一带一路”在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的标准定义是：这是一个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但是这在一些西方国家具有“冷战”思维的人士中被解读为中国的新霸权主义的具体战略。
一些学者认为，最受关注的一种误读是将“一带一路”看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认为“一带一路”折射出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影响力的强烈意图，并刻意强调两者之间形式上的相似，即都将本国资金、技术送到迫切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另外，由于没有美国参与，“一带一路”被误读为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强有力的回击，而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被误读为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WB）的直接挑战。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政治学系副教授凯瑟琳·柯林斯（Kathleen Collins）认为，“一带一路”构想带动中亚国家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从而削弱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经过阿富汗的贸易和能源通道的作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在2014年2月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宣称他们所认为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论时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
受其影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国际政策学院帕特里克·曼迪斯（Patrick Mendis）博士更是将“一带一路”与美国建国初期提出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目标是在全力恢复汉唐和明初的盛世，在亚洲传播本国文化，推行中国版的“天定命运”。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的海军问题专家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就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切断美国与盟国之间的联系，而不断排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美国国防大学（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太平洋指挥中心学者克里斯托弗·沙尔曼（Christopher Sharman）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意味着中国远洋海军实力的逐步升级。同时，外界推断中国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臆断中国会在印度洋地区对印度实施海上战略包围，并试图绕过马六甲海峡打造中国主导下的亚洲海上交通要道。
还有少数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借“一带一路”推进“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相关国家的石油和矿产资源；还推断中国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国内过剩的产能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顾当地的环境保护和民众福利，威胁相关国家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亚洲地缘经济版图将被改变
新加坡前外长、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主席杨荣文（George Yeo）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构想并非一个计划，而是一种大潮流，周边国家将会受益于这一构想。杨荣文认为，“一带一路”构想并非是为周边国家提供无偿援助，而是为了自身和地区更好地发展。杨荣文说，经济发展目前呈现出地区不平衡的现象，要想让发展从沿海地区走向内陆，就必须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丝绸之路”的复兴。
“中国复兴传说中的丝绸之路贸易纽带是一个灵活的倡议，旨在促进人员往来，而不仅仅是出于建设实际的基础设施。中国正计划建立一个庞大的铁路网，以延伸到围绕欧亚大陆的每一个沿海地区，其结果必然导致欧亚大陆的完全重新开放，驱动力恰恰来自于这些受困于不良连通性和物流不畅而无法加入国际市场的人群。这都将改变整个亚洲的地缘经济版图，”他还指出：“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好发展基础设施，中国提出并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非是要向美日示威，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区域发展。”
谈及一些国家可能担心“一带一路”导致他们依赖并最终受制于中国，杨荣文同时表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其思维不会导向将亚细安或其他国家变成它的附属地区；与其仗着大国位置而使用蛮力，它将采用更婉转的方式，使其他国家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趋近并相符。
“这也正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背后的思维。“他表示。“‘一带一路’就仿佛是互联网，你的操作系统可以是中国的，可以是美国的、印度的，各个国家基于某种协议使用这一种系统，各方都得益于这其中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以前帝国扩张的殖民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一位与会者向杨文荣提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语境下，可以从2005年生效的“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协定架构协议”中学到什么？”杨荣文回忆道中国与亚细安当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这个协议时，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会上对于“中国不谋求在亚细安形成排他性的独特位置”的表述，以此说明中国的治国之道大部分是防御性的，没有支配周边国家的意图。
他同时认为这个协议是成功而有必要的。十年后的今天，他觉得如果回顾当时的情况，这个协议当初还可以覆盖更宽的领域，以更快的速度执行。
“这是提升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最快途径，而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实现超过自有贸易协议范围的更大连通性。东南亚拥有年轻的人口结构，就整个地区而言，我们需要并利用中国提供的金融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要求我们必须都是华人”。
“一带一路”让沿线国家双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兼教授林毅夫先生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能与沿线他国实现双赢。
林毅夫说，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能强化中国与邻国的连通，获得持久的资源供应。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输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如建设材料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对于沿线他国，则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瓶颈，创造双赢条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向其他低收入国家转移，促进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升居民收入。
他认为，倡议沿线邻国都将受益，经济将实现20%到30%甚至是更高的增长，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他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倡议，也能帮助他国实现他们的梦想。
中金公司前总裁兼CEO朱云来先生指出：“丝绸之路沿途有65个国家，领土面积是中国的四倍，人口是中国的两倍，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5倍，贸易规模是中国的两倍，这相当于市场潜力扩大了两倍，要完成‘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用到大量的资源，包括机械和设备，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公司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可谓各有所得。”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胡伟星先生强调了文化对话的重要性。他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对话，也是文化对话，需要几十年的努力，也涉及沿线各国的发展。他说，中国希望与世界连接的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是要经济对话加社会维度，再加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一带一路”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环境下，促进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融合的长远目标。
万邦泛业联盟集团主席曹慰德（Chavalit Frederick Tsao）先生也表示，经济倡议只是国家间交往的驱动因素。要把世界的不同板块拼接起来，需要经济举措与社会文化举措并行。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Stanley Loh Ka Leung）表示，亚细安国家欢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基础设施，他预计倡议若长期执行，将会创建友好的区域建设新环境。他也建议，中国接下来在执行“一带一路”时要更加关注双向与多边沟通，聆听区域国家的心声，满足亚细安共同体的优先项目需求。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丁洪斌从公司实际经验出发，也认为中方需要与周边国家充分互动。他说，中国企业若想成功“走出去”，首先要学会合作，任何一个与当地政府或企业有共同发展愿景的外国企业都会受到欢迎。
